在法治不十分健全的今天，我们的媒体与记者走在了舆论监督的前沿，走在了反腐斗争的前沿，的确成为了举报人的坚实后盾。
在《“举报联盟”蜀道行》的报道中，给我最大震撼的是这样一个情节：李民主为了举报贪官曾锦春，到湖南省进行多方举报，2004年元月，湖南省有关部门点拨李民主去找媒体投诉。就此，我读出了两重意味深长的画外音——
第一重画外音是，我惊叹于我们的监督机制在一些地方仍处于守势。理论上，我们对于官员的权力监督有多重：就监督内外关系而言，在外部我们有人大、纪检、检察监督、群众监督，在内部有行政系统的自身监督；就监督的层级而言，我们有上级监督、平级监督以及下级监督。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下级监督太软、平级监督太难、上级监督太远。别的不说，就举报郴州纪委书记曾锦春来说，举报过程为什么如此艰难？
就下级监督而言，群众监督在郴州遭到无情的打击，当地公安和司法机关干脆沦为曾锦春的“私人打手”，成为他进行打击报复的工具；
就平级监督而言，连市委书记都与他沆瀣一气，公检法惧于曾锦春的淫威而沉默寡言；
就上级监督而言，有实权的部门和领导也长期或被曾锦春蒙蔽或为其遮掩，没有实权的部门即使知情也只能给举报人出出主意，“找媒体投诉”。
第二重画外音是，媒体监督有力量，能为举报人撑起一片天，是举报人的坚实后盾，这在全社会已达成基本共识，让我们能在某些被贪官一手遮天的地方看到希望。
“有关部门点拨李民主去找媒体投诉”，无非是让媒体能深入揭开腐败的盖子，见诸阳光，引发公众愤怒，进而引起高层的重视，彻底查办贪官。
事实上，曾锦春的落马，正是得益于媒体的报道从而引起高层的重视，媒体功不可没；其实，何止是曾锦春案，有多少腐败案件都是媒体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成为举报人的坚实后盾。
而且，媒体是举报人的坚实后盾，不仅是公众共识，而且也成为了贪官们的共识。贪官们天不怕地不怕，群众的举报信转几手就能到他们手中，可是他们就怕记者来采访，出了事情，第一要务就是要封锁消息、应付记者。
正如美国职业新闻家约瑟夫·普利策所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么新闻记者就是伫立在船头上的守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汹涌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不测风云和暗礁险滩，并及时发出警报和预告。”
今天的中国，媒体的多元化，都市媒体的出现，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都让我们的媒体与记者更具有了“挖掘事件真相，获取第一手新闻的‘扒粪精神’”，敢于和乐于充当举报人的坚实后盾。
不过，今天媒体的监督处境并不容乐观。在今年第18期《民主与法制》杂志的报道中，权威人士与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多建议，比如给举报人奖励、给举报人特别的保护措施、健全我们的监督机制等等，我以为这些都很有意义，但当务之急却是要保障媒体的监督权利能够畅通无阻。
在诸多案件中，我们看到不仅举报人受到贪官的打击报复，而且帮助举报人、报道腐败新闻的记者也成为贪官的“眼中钉”。
湖南郴州当年在原市委书记李大伦的主政下，原宣传部长樊甲生就是一位“新闻灭火队长”，他利用收买、利诱和威胁手段对付来自各地的新闻媒体和记者，曾锦春在举报信中长年屹立不倒，大概也有樊甲生的“功劳”。
当然，记者开展舆论监督，必须遵守新闻纪律，坚守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掌握好“度”。因为只有这样，舆论监督才会产生最积极的效果。但是，舆论监督决不能因贪官的阻挠而中止。
什么时候，当我们的媒体监督能顺畅，记者的眼睛能检视到被腐败熏染的角落时，就是贪官的末日来临之时，更是举报人扬眉吐气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