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诉法的“亮剑”行动》之背景篇
“中国特色”的司法难题
■ 记者 阿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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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今年6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传闻已久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终于进入初审程序。民诉法此次修改，并非拆筋动骨式的“大修”，而是着力破解公众反映最为强烈的“申诉难”和“执行难”。这一修法策略出自怎样的考量？对民事诉讼实践将产生何种影响？目前的制度设计能否彻底根治两大司法顽疾？民诉法“大修”的前景如何……本刊特刊发系列调查分析报道，披露此次修法的台前幕后。
律师为何拒接申诉案
“想知道老百姓申诉有多难，到最高院上访接待中心门口去看一看就清楚了。”在北京当律师的刘建国（化名）这样向记者建议。
坐落在北京永定门附近的最高人民法院上访接待中心，每天都徘徊着一拨拨鸣冤叫屈的上访、申诉者，他们不停地写诉状、递材料，一遍遍无助地诉说着。有的从黑发申诉到白发，葬送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有的拖家带口，在附近荒地上、地下通道里长期“安营扎寨”、风餐露宿，聚居成一个远近闻名的“上访村”。“许多人穿得破破烂烂，面黄肌瘦，就像乞丐一样，看着令人心酸！”刘建国说。
所谓申诉，通常是指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在我国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中，均设置了再审程序，这一程序也称审判监督程序，它是指对确有错误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法重新审理的一种特别程序。再审程序的本意是监督司法公正、补救司法错误，但在司法实践中愈演愈烈的“申诉难”现象，却使其效用大打折扣。有记者调查发现，在永定门“上访村”中，有人竟然还在为上世纪50年代的案件不断申诉。
有统计显示，2006年各级法院共受理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227002件，法院决定再审48214件，改判15568件。其中，民事再审案件占再审案件总数的90％以上。这表明，经过再审的案件，约有三分之一是原来判错了，百姓申诉有理！有分析人士认为，法院受理的二十二万多件申请再审案中，有大量应当再审的并未成功启动再审程序，或者再审后应当改判并未改判。更重要的是，这二十二万多件仅仅是法院立案的，至于法院不予立案的申诉，根本无法统计。
媒体披露的一起典型案件是:科技专家李文峰为了不幸脑瘫的孙子，将安徽省立医院告上法庭，历经一审、二审、申诉、最高检抗诉、法院再审、执行等所有司法程序，耗时11年才了结此案。为此，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李文峰在59岁那年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转而自学法律与医学。
“我从来不接申诉案，不是我不帮当事人，而是因为申诉案太难打，如果法院里没熟人，有时连申诉材料都递不上去。”刘建国回忆说，两年前的一天，因为一起明显判决不公的拆迁补偿案，一位四十多岁的安徽妇女千里迢迢找上门来，请求刘建国帮着打申诉案。尽管对她十分同情，但刘建国还是硬着心肠回绝了她。“当事人为了打官司已负债累累，既然知道申诉不会有什么理想结果，何必让她再浪费律师费、差旅费这样的冤枉钱？”至今，刘建国仍清晰地记得当事人失望离去的情景:“当时心情很难受，也很无奈。”
“要不是当事人逼得急，绝不接申诉案。”与刘建国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女律师马思佳（化名）虽然承办过几起申诉案，但她坦言：“费尽心机递上申诉材料后，事情基本上也就到头了。至于能不能立案、能不能再审，通常是遥遥无期，再无下文。”
“执行难”，正义之羞
与“申诉难”相比，“执行难”是一个“知名度”更高的司法顽疾。如今人们已耳熟能详的“法律白条”一词，就是专为“执行难”而创造，从其流行程度看，无疑是对汉语词汇的一大贡献，尽管这是一个苦涩的贡献。
1986年以前，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自动履行率高达70%，之后逐年下降。十年过后的1996年，又一个70%出现了，不过这一回变成了债权人的申请执行率上升至70%以上。自上世纪90年代起日益加剧的“执行难”，一“难”就是近二十年，逐渐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最近几年，每年约有两百万件案件涌入法院申请执行。2006年的统计即表明，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执行的民事案件为213万件，法院发出执行通知后履行义务的为71万件，采取强制措施执行的为46万件。这意味着，有一半左右的“法律白条”最终难以兑现。
马思佳律师告诉记者，她代理过的执行案件，只有20%能完全执行，30%能部分执行，剩下的完全无法执行，其他律师的办理情况也大致如此。正因为代理执行案费力大、效果差，如同不少律师拒接申诉案一样，许多律师对执行案也是退避三舍。
林伟（化名）就是一个从不承接执行案件的北京律师，但是一场倒霉的车祸却让他不得不品尝“执行难”的滋味。三年多前，林伟乘坐长途客车前往A市，途中发生翻车事故，乘客死伤惨重，林伟身上三处粉碎性骨折，在医院里躺了整整半年。伤势好转后，林伟在A市起诉了肇事的客运公司，一审法院判决赔偿12万，到了二审法院，硬是给“调解”成4.5万，理由是“不让步就给不了钱”。岂料让步后，赔偿款还是拿不到，林伟只好向法院申请执行，答复却是“没法执行”。林伟只好又通过朋友找有关领导协调，最后对方总算给了两万元。为了这场耗时两年多的官司，林伟往A市折腾了十多趟，光差旅费就花了一万多元，折算下来，他最后得到的实际赔偿只有区区数千元，如果把因耽误时间、精力而损失的执业收入计算在内，这纯粹就是一场“赔本”官司。“主要是咽不下这口气，想亲身体验一下‘执行难’到底有多难。”林伟告诉记者，车祸发生后，三十多名受害者都提起了诉讼，但只有他一个人最终拿到了一点赔偿款。有一个车祸后被迫截肢的女大学生，为了打官司把房子都卖了，虽然判了一大笔赔偿款，但一分钱都没拿到。“相比之下，我还是幸运的。”林伟苦笑着说。
“赢了官司输了钱，倒贴一笔诉讼费”，这是形象描述“执行难”的民间顺口溜。为了7000元工伤事故赔偿金，一个六十多岁的农民在三年时间里往法院跑了一百多趟；判决书上确定6天就偿还的14万债务，一拖就是六年，走投无路的债权人一进法院大门就泪如雨下……诸如此类的“执行难”故事，演绎着无数辛酸的人间传奇。
当“法律白条”越积越多，终于频频发生了在街头贱卖判决书的荒唐一幕，而民间讨债公司等私立救济的“生意”也日渐走红，一些绝望的当事人甚至求助于“黑道大哥”，由受害者渐渐蜕变为违法者。对于这些严重伤害法律公信力和司法权威性的尴尬乱象，有人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正义之羞、司法之耻！”
代表议案力推修法行动
理应有错必纠的法院大门居然难以敲开，代表法律尊严的法院判决居然成为废纸，“申诉难”、“执行难”这两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司法顽疾，在许多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难怪几年前，有人向到中国讲学的一位美国法官讨教解决“执行难”的诀窍，对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司法的强制力怎么会躺着睡大觉呢？”
事实上，对于久治不愈的“申诉难”、“执行难”等“司法病”，高层高度重视。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方案就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申诉难”和“执行难”问题。
为了解决“两难”，法院系统不断开展“执行年”、“执行大会战”之类的行动，但这种“大呼隆”式的做法不仅容易产生副作用，而且效果有限。2006年10月底，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就坦陈，经过一年多对执行积案的集中清理，尚有八十余万件积压案件未能执行，“执行难”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扭转。
与高层的焦虑相比，“申诉难”、“执行难”的最终“受难者”还是普通百姓，并引发了社会的普遍不满。在网上搜索，有关“申诉难”、“执行难”的信息如汗牛充栋，其中两篇网文的标题极具黑色幽默，一篇标题是《申诉难！难于上青天》，另一篇更绝——《执行难，再活五百年》。
这些强烈的社会情绪，必然投射进民意机关。近年来的“两会”期间，“申诉难”、“执行难”始终是持续不退的热点话题，要求从制度层面解决“两难”的呼声不断高涨。据统计，十届全国人大组成以来，全国人大代表们联名提出了90件修改《民事诉讼法》的议案，其中，就有57件要求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解决“申诉难”和“执行难”，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二。
在众多的代表议案中，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江必新等30名代表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上提交的《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以解决“执行难”、“申诉难”的议案》颇为引人注目。曾长期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江必新，是法院系统难得的学者型法官。2004年，湖南高院发生“地震”，原任院长吴振汉等11人因涉嫌受贿被“双规”、逮捕，当时已升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江必新临危受命，“空降”湖南力挽大局。富有意味的是，江必新的前任吴振汉正是因为卷入“执行腐败”而落马。
民意代表与法律精英的两栖身份，使得江必新领衔的议案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高质量。与其他相关的代表议案相比，这份议案还同时提交了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建议稿。在此之前，《民事诉讼法》修改已列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今年的立法计划，诸多的机缘，使江必新等代表的议案脱颖而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以该议案为最原始的“修法样本”，吸收各方意见，最终形成了《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代表议案对立法架构产生实质性影响而不仅仅停留在呼吁层面，这在人大立法史上还是第一次，内中含义至为深远。
2007年6月24日，民诉法修正案草案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与外界猜测有所不同的是，此次修法并未“全线出击”，试图弥补民诉法的一切缺陷，而是直指民众最为不满、亦是最为顽固的“申诉难”和“执行难”。这种集中火力、直刺要害的修法策略，不由人不联想起一部流行的电视剧剧名——亮剑！
《民诉法的“亮剑”行动》之变法篇
制度之刀，向司法顽疾砍去
■ 记者 阿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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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百姓告状有门
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的制度设计，启动再审程序有三条路径：法院自行启动、检察院抗诉、当事人申请。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因素，法院自行纠错的微乎其微，检察院的抗诉功能也没有充分发挥。而真正对错误、不公裁决有切肤之痛的当事人，或反反复复递交诉状，或经年累月苦苦等待，对启动再审几乎完全“失语”。
从制度层面追问，现行民诉法仅仅规定了5项再审事由，由于过于原则，一些法院、法官常常以“不符法定事由”为借口，对申诉案互相推诿或拒之门外。同样是因为再审标准过于模糊，一些当事人有理无理都要申诉，许多理应及时了结的案件陷入了反复申诉、反复再审的缠诉陷阱，甚至历经十多次判决仍无法息讼，令司法资源不堪重负。
事实上，再审事由进一步“法定化”、“精细化”，一直是近年来司法改革的热门话题。这样的改革理念，亦反映在此次民诉法修改中。民诉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将再审事由从5项具体化为16项，当事人申请只要符合其中一项，法院就应当再审。这16项再审事由也适用于检察院的抗诉事由，而原有的抗诉事由仅有4项。
普通百姓之所以“申诉难”，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再审程序的设计不够透明、合理。当事人申请再审后，法院应在多长期限内审查，现行民诉法并未做出回答。这意味着，法院“有权”无限期地搁置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正是这一制度漏洞，使无数申诉者备受煎熬。为脑瘫孙子打了11年官司的科技专家李文峰，于2001年4月二审败诉后，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直到2004年12月，她才收到安徽省高级法院发出的驳回申诉通知书。李文峰后来向媒体诉说：“这三年，是我最无助的时候，我除了等待，别无他法，而且我不知道要等多久，甚至不知道会不会有回音，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写申诉材料，一年又一年地找人大代表。”
再审程序的又一重大缺陷是，根据现行民诉法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既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提出，也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这不仅导致当事人多头申诉、法院重复审查，更重要的是，由原审法院再审，完全不符司法监督的基本逻辑。北京女律师马思佳坦言：“申诉案最怕回到原审法院，虽然会组成一个新的合议庭，但这些法官和原审法官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同事，这里边的人情、面子能不起作用吗？更何况，许多案子都是审判委员会讨论过的，处理申诉案时，又是这些审委会成员再过一遍，案子可能翻过来吗？”
既然原审法院难以取得申诉当事人的信任，那么当事人为何不直接向上一级法院申诉呢？尽管现行民诉法规定了这样的申诉路径，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无法行得通。2002年9月，也许是出于缓解申诉压力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名为《关于规范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明确要求，申请再审或申诉的案件，一般先由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并规定了内部移送的规矩。马思佳表示：“这等于是‘逼迫’当事人必须先到原审法院申诉。如果直接向上一级法院申诉，根本立不了案，通常是被打发到原审法院再过一遍，必须拿到原审法院的驳回申诉裁定，才能够向上一级法院申诉。问题是，申诉案的处理又没有期限，所以案子往往彻底卡死在原审法院。”
三年多前，马思佳代理的一起经济纠纷案在A省一审、二审均败诉，由于认为判决明显不公，当事人委托她提起申诉。按照通行的“规矩”，马思佳只能先向二审法院递交了再审申请。此后两年里，马思佳不断跑腿、不断催问，法院方面却既不启动再审，也不驳回申请。马思佳终于意识到，如果再这样拖下去，案子就可能在A省永远无声无息。无奈之下，她只好想方设法让案子再“活起来”。马思佳费尽口舌，甚至找朋友疏通，终于在不久前“如愿以偿”，拿到了驳回申诉裁定书。“别人申诉都是为了翻案，我却‘恳求’法院驳回申请，这样的事自己想想都觉得荒诞。但不这样行吗？这样做，至少多一次机会，可以拿着驳回裁定再找上一级法院申诉，否则连这样的生路也可能被彻底堵死了。”马思佳感叹道。
令马思佳稍感宽慰的是，她代理申诉案时所遭遇的“制度性”困境，可能很快就会有所改善。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删除了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的原有规定，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同时，草案还明确了再审案件的审查期限，要求人民法院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3个月内进行审查。
“申诉案不再回到原审法院，这等于是拆除了申诉的第一道关卡。要求法院在规定时限给答复，许多申诉案就能避免石沉大海的命运。这些规定有利于老百姓告状有门，也有利于重建社会对司法的信心。”马思佳说。
以制度之矛冲破执行之难
“法院搞执行的圈内人曾经总结过‘六难’：特殊主体难碰、被执行人难寻、被执行财产难找、找到财产难动、协助单位难求、抗拒执行难究。” 到北京转行当律师前，刘建国曾在B市某法院执行庭工作了六年多，说起当年的“执行生涯”不胜唏嘘。
黄世仁哀求杨白劳，这是理应只在荒诞剧里出现的场景，却成了“执行难”的普遍写照。刘建国回忆说，从被执行人角度而言，有些确实已经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称之为“执行不能”。“但更多的是毫无诚信、能拖就拖、能赖就赖的‘老赖’。有的人为了转移、隐藏财产，搞假破产、假离婚、假财产证明，还有公款私存、公车私挂等等，总之什么欺骗招数都用，甚至威胁要上吊、自焚，你还有法执行吗？”
令刘建国终身难忘的是，有一年，为了执行一起债务案件，他和执行庭两位同事到外地调查一家公司的资产情况，结果，当地证券公司、银行不仅不配合他们调查，还和被调查公司串通一气，连夜转移资产。在调查过程中，该公司还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员工不断尾随、骚扰他们，最严重的一次，他们被数十人围堵、辱骂了五个多小时，滴水未进，嗓子嘶哑，无法报警，刘建国还被一个突如其来的矿泉水瓶砸伤了额头。“前前后后去了三次，加起来查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法查清这家公司的财产情况，围攻我们的事也不了了之。”刘建国苦笑着说。
为了对付“老赖”，各地法院近年来新招迭出，比如，悬赏举报“老赖”财产、集中曝光“老赖”黑名单、限制“老赖”高消费等等。最高人民法院也在筹建“全国法院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试图建立国家执行威慑机制。而民事裁决自动履行率一度降至5%的深圳，亦在今年3月率先通过了治理“执行难”的地方性法规。
司法实践和地方立法的经验，为民诉法的修改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为了加大执行力度，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增加了即时执行、财产报告制度、限制出境、征信记录、提高罚款等五项执行措施，几乎都源自司法实践的探索。
不过，仅仅完善针对被执行人的执行措施，远远不能解决问题。“执行难”的另一个重要根源，来自法院的执行不力、执行不规范甚至是执行腐败。
2002年夏天，刘建国离开B市远赴北京，从“刘法官”变成了“刘律师”，这一身份变化令他体味到了前所未有的心理落差，而在代理执行案时，这种感受尤为强烈。“以前都是当事人求我赶快去执行，现在变成了我要千方百计去求执行人员。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让我真正体会到了老百姓到法院申请执行到底有多难。”让刘建国既恼火又无奈的是，有一次，他历经周折查到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后，恳求执行人员赶紧去查验。连续约了五次，每次对方都满口答应，到时都以各种“理由”不愿成行，到了第六次，执行人员实在推不掉了，勉强到现场转了一圈，大致瞄了几眼就再无下文了。
刘建国说，自己代理过的十多起执行案中，只有两起成功，其余基本都无法执行。而成功执行的那两起都是在B市，原因是法院执行庭的老同事“给面子，肯帮忙”。与刘建国同在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则坦言：“执行案要想有比较理想的结果，免不了要多‘联络感情’，请求执行人员别拖拉、多跑跑。”至于如何“联络感情”，这名律师笑而不答。
而利用公权盘剥当事人的“执行腐败”，亦成为司法腐败的一种特别类型。近期曝光的一个极端案例是，山西曲沃县农民张志祥为了要回一笔六万多元的执行款，在长达14年的时间里，宴请法官一百多次，为寻找欠债人又跑了四十多趟。结果，那笔执行款却被法官悄悄分配给了别人，而蒙在鼓里的张志祥不仅没有要回一分钱，还倒贴了七万多元。最令人愤然的一个细节是，有一次，张志祥揣着高利贷借来的钱，又一次举行“割肉午宴”，在座的一位法院副院长“体恤”地表示：“农民兄弟挣钱不容易，打官司更不容易，大伙替老张省着点。”话音刚落，这位副院长就点了一只王八，一下子干掉了600元。
导致“执行难”的种种缘由中，最为声名狼藉的还数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在“保护招商引资”、“防止职工上访”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是长官意志、行政权力对司法权威的肆意轻慢。一些地方党委、政府或将一些企业列入“重点保护名单”，或动辄召开“案件协调会”，令法院执行寸步难行。
据刘建国回忆，当年他在B市法院执行庭工作时，“执行案无人过问的很少，有的条子或招呼来头很大，比如说来自市委，就不能不有所考虑”。刘建国说，如果是到外地执行，根本不敢走漏风声，也不能惊动当地政府，否则不但执行不成，还可能处处受到刁难、围攻。“搞执行的内部有一种说法，‘本地案件不愿去执行，外地案件不敢去执行’。”
颇能说明“执行困境”的是近期披露的一起典型事件。今年1月，湖南新邵县法院3名法官到南方某市执行一笔债务，该市一名副市长率领二十多名警察迅速赶到现场，警告信用社工作人员“谁划款，谁丢饭碗”，强行阻止法官扣划存款，甚至威胁要拘留3名法官。无计可施的3名湖南法官，只得跑到当地人大求助，引出了“法官上访”的奇闻。
为了破解地方保护主义等司法顽疾，法院系统不断推行提级执行、指定执行、交叉执行等实验。中共中央于1999年下发的11号文件，以及中纪委、最高院、监察部于2006年下发的有关通知，均要求严厉制裁滥用公权干预执行的行为。尽管在目前的体制下，下发党政文件等非法律手段有助于克服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但专家们普遍认为，要根治“执行难”，还得诉诸制度理性，真正建立起司法权威。
而民诉法的修改就是改进制度理性的一次努力。比如，为了规范执行行为，草案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可以对违法执行行为提出异议，如对相关裁定不服，还可申请复议；再比如，为了破除地方、部门保护主义，草案规定超过六个月未能执行的案件，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请由其他人民法院执行；此外，为了有利于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债务、达成和解，草案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执行的期限，统一延长至三年。
试图破解“执行难”的种种修法设计，赢得了相当赞赏，但也出现了一个最大的疑问：造成“执行难”的一大原因是法院执行不力，而目前的草案并没有针对法院的监督机制或问责机制，渎职的法院或法官，似乎不需要为“执行难”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的过程中，不少与会者指出，在审判环节，检察院可以通过抗诉启动再审程序，监督枉法、错误的裁决。但在执行环节，检察院却没有任何监督权。这些人士因此呼吁，应当将检察院的监督权从审判环节延伸至执行环节，以纠察执行不力、“执行腐败”等现象。
种种迹象表明，执行程序的种种改进方案，尤其是如何构建针对“执行难”的监督机制，仍需进一步斟酌，并势必成为下一轮审议的焦点。
《民诉法的“亮剑”行动》之思考篇
民诉法的明天
■ 记者 阿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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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两难”尚需治本之策
“这次民诉法修改，对解决‘申诉难’、‘执行难’肯定有作用，但不可能彻底杜绝这‘两难’，况且有些深层次矛盾也不是立法所能解决的。”北京女律师马思佳的看法，代表了法学界、司法界相当多人士的共同观点。
“申诉难”固然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申请再审的次数缺乏必要的限制，不少案件陷入了不断申诉、不断再审的恶性循环，几乎成为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赌局。这种马拉松式再审令各级法院和当事人不堪诉累之苦，更严重的是，“终审不终，再审无限”的局面，动摇了司法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也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申诉无门”与“屡审屡翻”并存的格局，实际上折射了再审程序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再审程序应当尽量避免“申诉难”，充分发挥纠正司法错误的救济功能，另一方面，再审程序如果被频繁、随意启动，并不符合现代司法方向，甚至导致“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彻底失效。这种内在的价值冲突，正是再审程序改革的难点所在。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现实生活中为何会有如此众多的申诉？大量司法裁决为何不能令人心悦诚服？马思佳律师认为：“申诉难”的真正根源是法院审判质量不高，“裁决不公，甚至司法腐败影响了人们对司法的信任，有的案子判得并没有毛病，但由于当事人对司法不信任，仍然本能地申诉不止。因此，要从根本上治理‘申诉难’，需要从源头提高审判质量，重建人们对司法的信心。”
审判质量不够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尽管我国设置了最高法院、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基层法院四级法院，但由于实行两审终审制，绝大多数民事案件都在基层法院一审，在中级法院就审理终结。由于终审法院级别较低，再加上地方法院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审判质量和统一适用法律都难以保证。
近年来，许多法学学者都建议，应当改造现行的审级制度，在两审终审制的基础上，设立有限的三审制，对适用法律错误、重大、复杂或新类型案件，可以上诉到第三审，由高级法院或最高法院进行终审，以提高审判质量。在此前提下，应当对申请再审的次数、条件等加以必要的限制，防止再审启动过多或异变成事实上的“三审”，使再审真正回归救济程序的本位。
相当多的学者认为，这是一个能从根本上缓解“申诉难”的解套方案，但令学者们颇为失望的是，无论是有限的三审制，还是对再审程序的合理限制，此次民诉法修改都未涉及。
对于破解“执行难”以及执行程序的改革，法学界同样有着不同的思路。一种主流观点是，执行制度应当从民诉法中分离出去，单独制订民事执行法或强制执行法，而不应当在民诉法中“小打小闹”地修改。颇能证明学者迫切心情的一个例证是，由法学专家杨荣新教授领衔的团队，已经起草出了多达353条的强制执行法专家建议稿，并决定呈交立法机关。
从本质而言，“执行难”并非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涉及诸多深层次矛盾的社会问题。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执行难”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在现行体制下，法院经费、人员任免都由地方掌控，必然损害司法的独立性，并滋生出司法地方化的倾向。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但局面始终未有改观。“说到底，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现在的司法管理体制，民诉法不可能也不应当承担这样的任务。”马思佳说。
更大的疑问在于民诉法的执行力。“以前最高院也下发过很多针对‘申诉难’、‘执行难’的司法解释、通知、文件等等，但不少都落空了。这次民诉法修改，有不少条款实际上就是直接吸收了以前的规定，但立了法后就能管用吗？如果不能落实到位，‘申诉难’、‘执行难’就会继续难下去，民诉环境也无法得到根本改善。”马思佳坦言，这也是她的律师同行们以及众多当事人的共同忧虑。
值得期待的“大修”
现行民诉法诞生于1991年，其时，中国尚未确立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民诉法不能全面反映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无法全面把握现代民诉的理念。十六年来，民事诉讼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新型案件层出不穷，纠纷范围不断扩大，民诉法早已力不从心。由于法律一直没有修订，最高院只好不断出台司法解释等等，以应对民事诉讼实践。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立法空白，但是大量司法解释、司法改革措施将民诉法日益肢解、淹没，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立法缺陷，也损害了法律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法学界对此有一个形象说法——民诉法已经支离破碎。
在此背景下，民诉法的命运日渐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学界与社会普遍期望，应当全面彻底、大刀阔斧地改造民诉法，一批法学学者亦为此投入了巨大心力。据相关人士透露，民诉法修改进入审议程序前，立法机关已收到4份有关民诉法修改的专家建议稿。其中，外界最为看好并盛传可能成为“修法样本”的一份建议稿，出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伟和他的博士生孙邦清之手，该建议稿在2003年10月的诉讼法年会首次露面后，旋即引发广泛关注。其后，该建议稿不断修改至第六稿，条文达534条，比现行民诉法条文增加了近一倍。学界热议的诸多民事诉讼改革设想，在建议稿中均有所体现。
然而，此次民诉法修改最终采取了集中解决“申诉难”、“执行难”的“小修”策略，法学界雄心勃勃的“大修”方案却出人意料地搁浅，此前媒体热炒的专家建议稿亦纷纷出局，这令不少法学学者颇为失望。有学者甚至批评这是“打补丁”式的修改，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
有消息表明，此次民诉法修改，最初确实拟定过“大修”方案，但由于对一些具体改革方案存在较大分歧，立法机关转而将重心集中到公众反映最为强烈、修法认识又较为一致的再审程序和执行程序。
尽管“小修”策略出自立法机关的具体考量，但学界提供的种种“大修”设想，已经触及了民诉实践中诸多不可回避的现实难题，点明了民诉修法的未来主攻方向。除了前文已经提及的三审终审制、民事执行单独立法等改革思路外，民诉修法的主要议题还有：在民事诉讼日益增多、甚至出现“诉讼爆炸”的态势下，如何借鉴国外的“小额诉讼程序”、“速裁程序”，使一些案件适用更为简易的程序？随着环境污染、国有资产流失等侵犯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的现象日益突出，如何设计出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如何使诉讼与调解合理对接，真正发挥调解制度的功能？面对百姓告状难的现状，如何用立案登记制取代立案审查制，全面降低起诉和受理的门槛？针对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伪证流行等弊端，如何改革现行的证据制度……
事实上，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一审时，其“小修”方案虽然得到了普遍肯定，但许多与会者的态度也表明，民诉法应当尽快向“大修”方向迈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亦代表立法机构明确表示：对于全国人大代表和有关方面提出的其他一些修改建议，“如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公益诉讼制度、证据制度、调解制度等，拟继续调研，征求意见，待条件成熟及时修改，不断完善民事诉讼制度”。
尽管此次民诉法修改并不十分契合学界和社会的主流愿望，但如果这种“亮剑”式的修法策略能有效缓解乃至治愈“申诉难”、“执行难”这两大司法顽疾，已足以证明修法的成功。从某种程度而言，眼下便宜行事的“小修”，也是为将来脱胎换骨的“大修”投石问路。这种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修法选择，使我们在迎接当下修法成果的同时，也有理由对民诉法的明天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