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郴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的负责人看来，改变了李桂英一生的第一份判决书充满了“彻头彻尾的‘人治’色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产物。”

　　廖忠贞认为，比较这两份相隔了43年的起诉书和判决书，“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司法改革过程中，由‘人治’逐渐转向‘法治’的脉络。”

　　在1964年的第一份起诉书里，开篇言必及李桂英的家庭出身，这一细节在案卷中曾多处出现，并在3个证人证实李桂英并未“带刀前往法庭”的关键细节后，仍然做出“菜刀系李桂英所带”的认定。

　　“我理解，但我不能接受。”北湖区法院一位参与此案审理的法官对记者说。

　　而在2007年7月29日此次庭审后出具的刑事判决书中，法庭重新调查了当时举证的2人（另一人已过世），并按照相关法律程序予以了采用和确认。

　　由于李桂英目前家境贫寒，无力支付相对高额的律师费，而郴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的介入，无疑使得这次改判事件更具有“司法机关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人文关怀”。

　　参与此次庭审的一位法官告诉记者，按照现行的法律原则，“在不能确定的事实和不确定证据上，法院在判决时将不会采用。”都遵循法律原则，以“确保法律的公正性”。　

    或许正是如此，廖忠贞律师并未因自己的“成功案例”而感到骄傲，这个从业28年的律师感到骄傲的是：中国的司法改革正在迈入一个正确轨道，“人治”到“法治”的改变在这一案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43年前可能人说了就能算，现在要法律说了才能算。”

　　让人感到遗憾的，却是“犯罪”嫌疑人所经历的悲惨遭遇。

被判决书改变的人生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那纸错误的判决书，使得李桂英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在前往寻找李桂英之前，廖忠贞律师说，老人经常在外面乞讨，只有在她家门口做米粉生意的老板才知道她的去向，能不能找到她要靠运气。

　　9月27日下午，廖忠贞律师带着记者来到和平路步行街苗园里，说明来意后，米粉店老板答应带记者去李桂英家，一路上他反复劝说我们“最好不要进她家去，很臭。”

　　穿过一条潮湿昏暗的小巷，转过几个弯，他在一幢8层高的旧楼前停了下来，“李桂英就住在8楼，我不上去了，她家实在太臭了。”

　　正在此时，李桂英自己从楼上走了下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要饭”老人，一身脏兮兮的军布衣蹭得光亮，脚下拖着一双男式皮鞋，左手挽着一个破旧的编制袋，右手拿着一条小板凳。“我等下要去街上摆摊了，不然没饭吃。”

　　对于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再爬上8楼显然不是一件易事，上到3楼时，她不得不停下来歇息，到家前老人一共休息了3次。

　　其间，她总是小声地重复着家里很乱、很脏之类的话。

　　打开门的那一刹那，一股刺鼻的恶臭扑面而来，苍蝇乱舞。这个堆满空塑料瓶、垃圾袋、硬纸盒的小屋里，不仅住着李桂英和现在的丈夫胡建国，还有一只大狗和四、五只小狗。

　　1971年出狱后，她与王吉文离了婚，次年与现在的丈夫胡建国结了婚。但83岁的胡建国6个月前突然瘫痪，使这个原本拮据的家庭又雪上加霜。老人说，小狗可以拿去卖点小钱，为瘫痪的丈夫买药。

　　在这个不过二十平米的小屋内，记者没有发现洗手间，老人吃饭用的锅和狗吃食用的碗摆在一起，一只调皮的小狗一伸腿，一泡黄色的液体便出现在地板上。

    在老人的左手臂和右腿上，都残留一道明显的伤疤。这位解放前湘南游击队粤北支队宜章大栗源武工队的战士，曾经炸过敌人桥梁，这些伤口都是在战争中留下的。

　　论及自己的入狱经历，老人突然提高了音调，“我怎么会去杀人，我是一个年轻女子，还带着保姆。”她说，刀是王吉文带的，并且砍了她三刀，第一刀砍在头上，第二刀划过左眼，造成了左眼失明，第三刀砍断了背孩子的背带，孩子被王吉文抢走。

　　李桂英说，自己原本在桥下建有一栋小房子，依靠丈夫胡建国租地种点小菜过日子，可就在2005年8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将房子烧个精光，现在的房子，是女儿去年出钱买的，现在，两人依靠着每月二百多元的低保过日子。

　　廖忠贞和几位陌生人走了进来，带给老人当地一家报纸对其遭遇的报道，并告诉老人，当地政府部门已注意到她的生活困难，正着手进行解决。

·专家评点·

“人治”到“法治”的司法变革标本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贺卫方

　　2005年至2006年，围绕着黄金高案的选择性司法疑云以及佘祥林案的争议等，均已表明，如果缺乏专业独立的司法权，就无法保障人民的权利，法治国家将成为没有防护堤的河流。

　　透过这几年国内一些被改判的典型性案例，不难看出，充分和完善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权利是司法机构所应当追求的目标，而法律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

　　限制权力、尊重民意、保护权利、司法独立。这些典型的法治话语，正在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来源，也是政府自我改革的推进器。“以法治国”是根本，而非“人治”。

　　中国的司法改革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无论是黄金高案还是佘祥林案，或是李桂英43年后终被改判无罪案，都显露出过去司法制度中的种种缺陷，有些我们已无力改变，有些我们正在改变。

　　19世纪的德国法学家耶林有一句名言：“法是不断的努力。”反观这几年，无论国家权力的自我重构还是民间的维权运动，似乎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保障权利和尊重民意，尊重每个公民的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