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副重病之躯，在每年三次住院放疗之余，还能名列全科办案质量与数量之前茅，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今年1月被评为第二届上海市“平安英雄”的寿志坚绝对是“名如其人”。或许，当初父母只是寄托一种良好的愿望，还是在冥冥中对他的坎坷人生有所预感，他们给了他这个极其普通但寓意深刻的名字。

    那是2004年10月的一天，寿志坚做护士的妻子敏感地发现，丈夫的脖子上有个突出的肿块，便督促他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甲状腺癌。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病与其他癌症相比，预后还是比较好的，有人甚至说，得这种癌，是不幸中的大幸。然而，寿志坚却没有如此幸运，检查发现，他的癌细胞已经向肺部广泛转移。用一句形象的比喻，就像一把芝麻撒在泥地里——无法开刀，难以根除。

    头上那片天，一下子就塌了——生命才刚刚度过41个春秋啊。他对医生说，让我回去好好想想，紊乱的思绪，需要理个头绪出来。

从法警到公诉科副科长

    寿志坚出生于1963年，1995年从一家制革企业调入检察院，成为一名法警。然而，进院不过9年，曾经的法律门外汉且性格极其内向的他，却已经站在公诉席上。4年后，更成了公诉科副科长。

    极富挑战的公诉工作，成就了他的理想也满足了他的成就感，这位新上任的副科长正准备不负重望大干一场呢，却未想……

    他发现，自己最放不下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家，虽不富裕但温暖祥和的所在，那里有相濡以沫的妻子和才上初中的儿子；一个是单位，虽压力巨大但极有成就感和自豪感的地方，那里有融洽相处的同事，有自己喜爱的工作，可以为社会平安做贡献。这些，是他的精神支柱和选择坚强的理由。他觉得，与其被吓死、与其在家等着死神降临，还不如让有限的生命活出精彩来。

    从恐惧、绝望到平静面对，逾越这道心理障碍之艰难，非身临其境的人绝对难以体会，然而，寿志坚做到了。当病情稍有稳定回到热爱的岗位时，他释放出的是比过去更大的能量。

    锲而不舍，一追到底，是寿志坚一贯的办案特点。而心细如发的性格，则令他常常于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有重大发现。

    办理徐华等三人偷盗20余辆面包车一案时，寿志坚关注的不仅仅是案件本身的事实和证据，更注意到这些赃车的去向，并由此发现了偷车人背后隐藏的一支庞大的收、销赃队伍。一方是略施小技即可到手一辆面包车，转手换回数千元；一方是花数千元就能买回价值7万元且带上海牌照的面包车，转手可赚数万元，双“赢”的双方何乐而不为？如果只打击偷盗，不惩治收赃，岂非只治标不治本？

    不仅如此，寿志坚还由此想到，这些赃车不可能办理正规行车手续，安全存在巨大隐患，一旦发生交通肇事，被害人又该如何追究肇事者刑事责任和追讨民事赔偿？

    细心的他从办理第一起盗车案时，就将有关材料复印保留，以备后用。当三起盗车案均移送起诉后，寿志坚决定对9名销赃人员进行追诉。他知道，主观上对这些赃车的性质是否“明知”，是追究销赃人员刑事责任的重要条件，遂与公安侦查人员一起，从交易的地点、时间、价格、买卖双方关系等方面入手积极收集证据。当被告人在庭审中辩称车子是亲戚好友半卖半送时，公诉人寿志坚又穷追不舍：亲戚好友的姓名？个人情况如何？什么情况下半卖半送的？假的必然经不起追问。最后，已被追诉到案的6名收、销赃人员均获有罪判决。

    其实寿志坚完全可以就案办案，那样既安全又省力，为什么要自找麻烦？他的回答很实在：“我喜欢追求完美。”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保一方平安，应除恶务尽。但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强烈的责任感，也少不了过硬的业务能力。

    张军曾系上海某钢厂部门经理，5年前用偷配的钥匙盗走了单位领导一辆蓝色桑塔纳。2005年7月，他在山西省晋中市被抓获。面对从其妻子处缴获的赃车，他一度承认了犯罪事实，但被捕后却又翻供称，这车系一姓冯的债务人于2000年底在天津为偿还亏欠自己的债务而做的抵押。这事不仅有天津朋友刘某可以作证，更重要的是，案发的5月31日，自己根本不在上海，当然也就没有作案时间。他之所以如此有底气，一是基于5年前已在刘某面前编过谎言，二是他知道冯某已经“死亡”。

    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寿志坚和同事很快在天津找到刘某，刘某表示，的确听张军说过抵押一事，但没亲眼所见。可见，刘某并无法证实张军的说法。而继续艰苦查证的收获是，冯某并未死亡，而是自1997年便因脑溢血瘫痪在床，绝无可能在2000年赴天津与张军谈抵押事宜。承办人员根据冯某的证言，也在上海某医院找到了冯某当时就医的病历档案。

    那么，张军说自己5月31日案发时不在上海是否真实呢？寿志坚和同事了解到，那年五六月份单位曾派张军与另两位同事两次去天津联系拍卖钢铁事宜。第一次是了解行情，第二次去正式参与竞拍，四五天后交易成功。唯一的线索是其中一位同事提供了一张2000年6月1日上海飞往天津的机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