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东阳市探索在农民工租住地成立农民工工会，解决的不仅仅是农民工的维权问题，而是破解了如何通过管理和服务，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这道全国性的难题，它所带来的意义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普遍性。
在浙江，一般上规模的企业里都建有工会；没有建的，也以社区为单位建立区域工会。有的地方，还把小企业和家庭作坊按不同行业纳入行业工会。东阳为什么要在农民工租住地成立工会？是不是重复设置？
现实是，东阳市杨家村外来农民工的数量，远远超过本地居民，由此也带来了治安和管理问题。这一问题不只浙江，全国经济发达地区普遍存在。东阳市总工会率先出手，尝试在农民工租住地为农民工成立工会，试图解决遇到的麻烦，特别是破解治安和管理上的两大难题。
没有人管，遭遇全国性难题
张仕商来自云南省昌宁县，租住在杨家村，他打工的锅炉厂在杨家村附近，妻子在锅炉厂对面的一个印花厂烧饭。印花厂业主是江西人，今年春节前开始放假，得知张仕商不准备回家过年，2月1日晚上找到张仕商，请他帮忙看厂，报酬是500元，如果下大雪，还要扫雪。
2月2日一早，张仕商就上屋顶扫雪，不小心从屋顶摔下来，头重重地摔到一台印花机上，当即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整整昏迷了4天4夜才醒来。在医院里住了19天，自己花费医药费8769元。
张仕商出院以后，向印花厂业主要求负担医药费，然而，业主一直拖，张仕商跑了十几趟，都没有拿到钱。听别人说，这种事情拖过一年，过了时效期，就没办法解决了。于是张仕商就去找劳动部门、派出所，得到的答复是这种事情不属他们管。
结果张仕商跑了几个月时间，一分钱都没有要到手。
张仕商的老乡让他找工会，让锅炉厂的工会主席去印花厂给自己维权。张仕商照办了，结果希望又破灭了，只有10来个工人的小企业没有工会，印花厂也是一样。这下，张仕商不知道怎么办。
杨家村所属的白云街道有2600多家企业和个体户。50人以上的企业有800多家，这些企业都建立了工会。大多小企业都是少于50人，也就没有成立工会。有鉴于此，街道按社区划分，把所在的小企业统一纳入管理，8个社区组建了区域性工会。
然而，区域性工会在设置上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以社区或小区里的小企业为主体，对不是这些小企业里的职工，仅仅是租住在小区里的人员是无法纳入工会组织的。二是小区企业里的职工，下班时间发生的事情，无法处理。
杨家村只是白云街道陶村小区下面的一个自然村，没有成立区域性工会。像张仕商这样，人位在杨家村，所工作的企业又不在杨家村，村里也管不到，这样，张仕商就陷入了一个无人管的状况。如果遇到事情，也不知去找谁，没有人撑腰。类似的问题，几乎每一个农民工都碰到过。
多年来，各地对社区下面小区一级的农民工的管理，一直处于失控状态。从表面上看来，治安问题有派出所、社区里有居委会和还有企业。但是实际上派出所只管暂住证，出事也都是事后管理。居委会管的是本地人，企业对员工的管理也只限于上班时间。
防外乡人，不如打造新乡邻
这两年，杨家村旧村改造后，村里的卫生环境整洁一新，4000多人搬到了生活方便的杨家租住。特别是在2007年人均投资1.2万元、花150多万建了一幢1200平方米的文化大楼、篮球场和文化小公园之后，大批的农民工再次蜂拥而至，不到一年，租住在杨家村的农民工增加到了7000多人。
7000多农民工的涌入，村民的房租从以前只有五六十元涨到了300元，村民的收入骤增，一般的村民年收入有六七万元。杨家村集体房产租赁收入每年也增加到了130余万元。
在农民工的消费转化成了一笔巨大财富的同时，杨家村也和很多地处城乡接合部的村庄一样，在一开始繁荣热闹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管理上的新难题。村民收入高了，有钱了，与外地人的相处并没有好起来，打架斗殴时常发生，村民家中也经常发生失窃。
去年，这个难题落到了58岁的老党员李承金身上。老李当了多年的陶村小区的支书，他现在的身份是村里的一个村民小组长，负责村里的文化工作，属陶村小区两委领导。
老李调查发现，农民工除了上班、休息，没有其他业余文化活动，生活单调，平时与村民从不接触和交流。于是，老李提出了村里给农民工提供免费的文化娱乐活动，让农民工相互熟悉起来的同时，和村民也要熟悉起来。
时间很快到了春节，留在杨家村过年的农民工有203人，李承金想借这个机会办一场晚会，让农民工和当地居民一起联欢。
农历腊月廿八晚上，不但村里的村民全到齐了，连住在别的村里的农民工也赶来了。文化大楼连楼道也挤满了人。
这次联欢晚会的成功举办，让住在杨家村的外来农民工迈出了本土化的第一步。
这时，东阳市总工会主席黄阳明通过几次活动后，开始频繁出现在杨家村，他提出了与其防范7000个外乡人，不如打造7000个新乡邻，让外乡人把这里也当成自己家。在这个农民工租住地专门为农民工组建杨家村工会，让工会成为房东和7000个外乡人之间的一种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