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通过量化法治，吸取部分民意，推出了中国内地首个法治指数。那么，出现的疑问是：法治可以量化吗？该指数民意该占多大比重？到底谁是受益者？试水是否值得推广？
　　
    7月1日下午，杭州市余杭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的办公室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反映政府办事效率及反腐败惩防体系存在的问题。

    不速之客是余杭区法建办（法治建设办公室）两名工作人员，在上周，余杭区法建办全员出动，前往20个机关部门反映问题，责成这些部门必须在3个工作日内拿出解决方案。当地官员感到压力来自当地推出的“法治指数”。

    两周前，余杭区被宣布2007年度的法治指数为71.6（满分为100），失去的28.6指数被汇总为20个存在的问题。

    其实，这个中国内地首个法治指数一出台便争议不断。

法治可以量化吗？

    在国内，从来没有对法治有量化的考核标准。学术界有人提出，法治是一种抽象非具体的东西，量化也是不科学的。这种争议在2006年2月余杭区委出台“法治余杭”的意见时，就一直存在。

    对此，著名民法学家江平回应说：法治也是一门科学，科学就可以量化，无非法治是一种社会科学，量化的难度大于自然科学。其关键在于指标构成、评估体系是否科学。

    余杭区委曾委托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研究这个课题。课题组发现，衡量法治水平的量化指标在国内只有香港搞了个“法治指数”，2005年香港的法治指数是75，香港并没有量化评估体系，由非政府组织打分，但打分的基础资料由政府提供。

    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和设计，2007年底，一份长达6万字的《“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最终出炉。

    这套评估体系包括：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平正义、权利依法保障、市场规范有序、监督体系健全、民主政治完善、全民素质提升、社会平安和谐等9个总体目标，对66个部门进行量化考核。各部门按职能要求，提出具体考核目标，包括共性目标和个性目标量化考核，分别为30分和70分。

    比如，对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法治量化考核：在共性目标中，出台规范性文件的合法率要达到100%，每少一个百分点扣2分，没有向人大备案和向公众公布，扣10分；在个性目标中，劳动合同签订率未达到指标的，每下降1个百分点扣1分；未及时公布、实施最低工资标准的，每发生1起扣1分；未做好用人单位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价位工作的，各扣1分。

    对公安机关的法治量化考核，全年刑事案件同比去年保持“零增长”，每增长1个百分点，扣1分；因信息掌握不及时或处置不力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的，每例扣2分，破案率低于全市平均值的，每下降1个百分点，扣0.5分；命案及五类案件的侦破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扣1分。

    即便是像机关党工委这类务虚的部门，也有具体量化考核，如在党风廉政责任制落实中无实质性推进举措，在有关部门查处机关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协助配合不力的，每例扣2分。

    按照考核评估体系，每个部门先自评，然后，由法建办与有关部门组成的8个考评组分组进行考评，得出考评分。整个过程，区纪委、监察局进行抽查监督。

民意该占多大比重？

    在法治指数的样本设计上，民意该占多大比重是争论的焦点，考评组最终设定为35%。其他是由区各行政职能部门和司法部门人员组成的“内审组”，评分占17.5%；由教师、企业家、社区代表、农民代表、记者等非政府组织人员组成的“外审组”评分也占17.5%；“评审委员会专家组”评分占30%。“内审组”和“外审组”人员库由区法建办提供，评审委随机抽取。

    民意打分问卷调查全部采取匿名形式，内容涉及公众对党风廉政建设、政府行政工作、司法工作、社会法治意识程度、市场秩序规范性、监督工作、民主政治参与、安全感等9个方面的满意度，总分为100分。

    问卷题目设计颇有意思。比如“假如您了解掌握一些具体涉及腐败问题的线索，您将如何去做？”选项是5个：“积极举报”，“涉及自己利益才举报”，“把线索告诉别人，让别人去举报”，“怕打击报复不敢举报”，“不论什么情况都不举报”。得分按5分、4分、3分、2分、1分顺序来计分。

    今年3月，余杭区两会期间，评估组向120余位代表和委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评估组还进入社区、农村，随机向居民、村民发放问卷；同时，问卷调查也在电话和网上进行，有效问卷一共回收了1003份。

    在余杭区广电台工作十多年的章艺也参与了这份调查问卷，他给出的分是70分。“这个分我认为是符合余杭实际的。”章艺说，尽管余杭区法治状况还是不错的，但问题也不少，比如每年都有领导干部犯错误，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还有待提高，一个地区的法治水平如何，领导干部的表现很重要。

    评审委员会专家组在“内审组”、“外审组”以及百姓问卷的得分基础上得出自己的评分。四者相加就是最终的“法治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