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3年实施《公务员暂行条例》以来，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发展至今已有15个年头，而美国的公务员制度则发端于1883年。

    “我们比人家晚了110年，我国的基本用人制度是以常任制为主导，聘任制为补充，这是根据法律确立的基本制度设计。”宋世明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除了大胆地探索职位聘任以外，就是在常任制作为基本任用制度的前提下，把现行制度贯彻到底。

    宋世明所说的现行的制度，则是指《公务员法》中所规定的辞职辞退、退休制度。

    任建明认为，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除了竞争机制也应该有保障机制。“退出了应该有所保障，现在对公务员的保障，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内，如果下海辞职，他连保障都没有了，离职以后的风险很大。”他建议，公务员也应该纳入社会保障，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不会影响去其他地方任职。

    “现在有一部分公务员未到法定退休年龄，想提前退休，但这样就没有退休后应有的各种待遇。不到法定退休年龄，退休金是没有的，这不等于是白干了吗？”宋世明认为，在《公务员法》的实施过程中，为了建立正常的退休机制，这一部分制度设计，还可以再完善。

    关于提前退休，《公务员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公务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本人自愿提出申请，经任免机关批准，可以提前退休：(一)工作年限满三十年的；(二)据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足五年，且工作年限满二十年的；(三)符合国家规定的可以提前退休的其他情形的。

    “我今年50岁，第一，我工作年限不满30年，第二，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足5年不符合，国家规定60岁退休，我还差10年。我就这个情况，退休不了，我也不想干了，我也离不开。”宋世明举例说，这其实荒废了自我、荒废了事业，也辜负了这个职位。

    实际上，公务员法第八十八条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讨论。宋世明回忆，从考虑公务员权利的角度来看，自愿退休应当灵活设置，放宽设置。但争议的另一方认为：“这样公务员的权利太大了，年轻公务员到了国家机关，把房子弄到手，户口落下来，因工资很低就走了。”从公务员义务的角度来看，要退休还是要到国家法定的退休年龄。双方争到最后，就产生了相对折中的第八十八条。“但这个还是比较偏向于从义务的角度考虑，从加强管理的角度考虑的。”

    然而，法定的退休年龄究竟是多少，在《公务员法》中并不明确。

    我国现行的退休标准仍然按照1987年的两个文件——《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干部是男60岁、女55岁，工人是男60岁、女50岁。

    然而，就在男女是否同龄退休的问题上，一直争论不止，最终无果，因此《公务员法》采取了回避的方式，对这一点“模糊化处理了”——《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者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应当退休。”

    曾经参与过《公务员法》草案讨论的姜明安表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相当激烈，男女是否同龄退休，都没有法制化。他认为，对退休年龄至少不应该“一刀切”，“应该用法律法规把退休的年龄和条件，明确作出规定，使之规范化”。

    任建明表示，废除公务员的终身制，要从退休制开始改革，要是都到退休年龄才能退出，那就没法新陈代谢，就会缺乏竞争。

辞职辞退的漏洞

    “辞职辞退，也是关系到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的实施。”宋世明说，这一点在《公务员法》草案形成时也产生了争议。

    《公务员法》规定，未满国家规定的最低服务年限的，不得辞去公职。“这也是采取了模糊处理。未满最低服务年限的到底是多少年，这就需要具体化。”宋世明说。

    姜明安认为，《公务员法》对辞职辞退的规定是比较规范了，但是否合理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公务员法》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

    “除非是犯罪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现在大部分引咎辞职的干部仍留在公务员队伍里，还保留公务员身份。”姜明安表示，“还有一些，上半年被这里辞掉了，下半年又在那里上班了，这中间应该有个时间规定。还有的非但不是引咎辞职，还升了官。”姜明安说，比如发生事故，“应当根据这个事故死多少人，对国家财产造成多大损失，对社会产生多大影响，有个规范化的操作机制。”

    对于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的重点和难点，姜明安认为：“如果从反腐的角度看，重点难点还是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怎样正常退出。”

    宋世明主张在法律的框架之内找切入点，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他认为：“第一是在公务员辞职的最低服务年限上，应当适当考虑利于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这一要素。第二是在公务员自愿退休制度上进一步完善，没到法定退休年限，可以让他走，给他适当的利益补偿，空出职位来，否则人才资源难以有效配置。第三，职位聘任制是个好的制度设计，但不能当花瓶，要以积极的心态实施公务员法中规定的职位聘任制。”

    而这3点也正是《公务员法》立法过程的主要争议所在。“从侧重公务员保护的角度是一种设计，从机关的权益角度又构成了另一种设计。这就构成了争议，凡是争议的地方基本上都采取了模糊处理的方式。”宋世明表示，这就期待公务员法配套法规的进一步明确，“在提升现有法律法规执行力的基本前提之下，把比较模糊比较原则的规则明确化，推动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