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岁末之际，杭州市天水反扒协会被民政部门批准登记，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有合法身份的民间反扒组织。这一突破给国内处境艰难的民间反扒点亮了希望之灯。
　　
　　2007年12月25日下午，邢鸿宾在杭州大厦内发现两名形迹可疑女子，两名女子离开大厦后，邢鸿宾叫来同伴一起“护送”。当两名女子在银泰百货二楼偷衣服得手后，邢鸿宾等3人将两名女子当场擒获。邢鸿宾眼下的身份是“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地区反扒协会”成员，两天前，他和伙伴们的这个身份刚刚得到确认。

　　12月22日，经杭州市民政部门审核登记，“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地区反扒协会”作为民间反扒组织正式挂牌，成为国内首个被政府确认合法身份的民间反扒组织。此前国内各地的反扒民间组织，尽管经历了10多年的艰苦之旅，其身份却一直未被政府部门确认。

民间反扒组织在尴尬中前行

    “反扒协会被民政部门同意成立的最大意义在于，让反扒员觉得身份合法了。”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地区反扒协会的成立，使该协会会长顾灵华喜形于色。

　　此前国内的反扒民间组织属于没有登记的社团，身份不合法，开展活动被认为非法。同时，民间反扒组织在一些细节上也存在瑕疵，比如有时会抓错人等。靠民间自定制度规范反扒行为显然是权宜之计。

　　随着民间反扒活动的进一步深入，相关的法律问题也随之暴露。

　　按法律规定，义务反扒队员是以公民的身份出现的，在面对违法犯罪行为时抓获扒手只有扭送权。他们不能使用手铐、电警棍一类的警械、警具，更不能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搜身、审问、处罚等。

　　有关人士认为，虽然我国法律规定，当公民看到有人行窃实施犯罪时，有权利、有义务将其扭送至公安机关，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私力救济”权利，但市民积极主动上街寻找盗窃犯罪人并不符合法治精神。

　　既然是民间组织，反扒队员在行动时就必须局限在普通公民的权限内，遭遇危险时也不能行使特有的强制性措施。一旦出现伤亡事故，由于身份尴尬，无法申请国家给予的救助。

　　没有报酬，没有保障，甚至没有合法的身份，全凭着热情工作。民间反扒员游走在闹市的人流中，保障市民的安全，而危险随时有可能降临在他们身上。这就是民间反扒组织的现状。

　　同在浙江省，宁波市有一支150人的“宁波反扒志愿者大队”，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在宁波市区1000多辆公交车上以及公交站点反扒，配合着宁波市公安局11名专职负责公交反扒的警察，5年来抓获的扒手数以千计，宁波市民好评如潮。平安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向他们赠送了300万元的人身意外团体保险。

　　尽管这支反扒队伍由宁波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领导，参与的反扒志愿者被要求在本市有固定工作和住所，并经过严格政审。但这支队伍仍然一直未有合法身份。宁波市交通治安分局有关人士分析原因时称，在这个问题上，“上面”还未达成统一认识，另一方面还有经费的来源无法解决。

　　在多方重压的交织中，民间反扒组织艰难而又顽强地生存着。这种境况直到2007年岁末终于有了突破。

　　杭州天水反扒协会的成立，无疑有着破冰的意味。

一个特殊区域的民间反扒组织

    与国内其他反扒民间组织一样，在杭州市下城区天水街道，也有一支反扒民间组织，至今已有9年。不同的是，这个民间反扒组织不是由单个个体公民组成，而是由企业组织，这是由这些企业所处的特殊区域形成的。

　　该区域是被称为杭州市城市“客厅”的武林广场，在这个不到1平方公里的区域里，云集众多商家，其中杭州大厦、杭州百货大楼、银泰百货三大巨头都是全国零售商业企业20强。两大商场之间直线距离最多不超过500米，最高日人流量超过20万。这样密集的商业圈在全国绝无仅有。而且武林广场又是省市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场所。

　　如此密集的人流也吸引了扒手们前来寻找机会，使这个区域扒窃案频发，游客常常被扒窃钱包等财物，商场失窃案每年也居高不下。2003年天水地区刑案总量和升幅居下城区各街道前茅。三大商场不得已，招聘了一批保安，各自成立了反扒队，应对扒手们扒窃行为。但三大商场各自为战，“各扫门前雪”。扒手偷了一家，另外两家不知情。一天之内，扒手往往三家得手，待三家商场发现后，扒手早已溜之大吉了。

　　有鉴于此，三大商场开始尝试相互沟通。2004年，在天水街道派出所的指导下，以三大商场为主的“天水地区反扒协作网”应运而生，形成了联动机制，一旦发现案情，相互之间迅速通报，并提供监控录像等相应的材料，通过跟踪、联络、移交等方式联动抓捕扒手。

　　同时，针对武林广场一带路面扒窃案件高发情况，协作网专门抽调6名反扒人员，3人一组，身穿制服骑自行车巡逻；在沿线公交车站高发案时段，协作网又组织保安人员手持喇叭提醒乘客注意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