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温庆巍受贿的犯罪事实和赃款去向被一层层剥开，能否成功开启香港汇丰银行的保险箱，成为该案能否深挖扩大的关键所在。如果按照内地和香港官方的司法协助渠道开启，这就要求内地办案单位提出司法协助申请，然后逐级上报，在外事部门核准后，再由省检察院向港方申请司法协助。香港方面还要通过三四级的审核，才能向银行提出相关的要求，这其中还需要证明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及证明开启保险箱的行为与案件有关的各种法律文书。
这种途径周期长，内地检察机关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充分利用香港法律对个人私有财产和隐私特别保护的规定，由保险箱的所有人作出处置。但由温庆巍本人赴港处理又显然不现实，只有取得温庆巍的授权后，由办案人员按照香港银行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理。
当侦查人员几经周折，从温庆巍手中获取了他的授权委托书、保险箱的箱号和开启密码前往香港汇丰银行办理开启保险箱手续时，才发现温庆巍所提供的保险箱的箱号、开启密码都是错的，而且委托书的签名也与银行保存的不一致。
看来温庆巍还在作最后垂死挣扎。省检察院及时与香港廉政公署沟通，利用香港廉政公署提供的银行信息，加大对温庆巍讯问力度，终于取得了保险箱的箱号、正确的开箱密码和温庆巍的签字式样。按照温庆巍的授权委托书，成功开启温庆巍在汇丰银行的保险箱，从中提取其保险箱内的100余件赃物、罪证。
通过对这些物品认真分析，突然有两张“便条”进入了侦查人员的视野，一张是2006年4月，温庆巍与陈某、李某的结算单；一张是陈某给温庆巍的香港斯图拉恩索公司与大陆各公司“桉树”牌纸的业务总量表等。
当办案人员向温庆巍出示这两张“便条”时，温庆巍的脸上顿时青一阵白一阵，但他还是坚持说是与陈某、刘某合伙做服装生意。对于温庆巍的辩解，办案人员虽然持怀疑态度，但由于没有找到陈某、刘某进行核实，审讯工作再次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时，香港廉政公署人员找到了香港的陈某、李某两位证人，经过调查了解，证明了温庆巍与陈某、李某合伙做生意是假，大肆收受斯图拉恩索公司的回扣38.9万美金、77万港币是真。在事实面前，温庆巍不得不承认了这一犯罪事实。
境外证人回国提供证言
给温庆巍送钱的人，涉及面广，行贿数额大，而且都是响当当的大老板，大多都有国外护照，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温庆巍所在的企业又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更不能大张旗鼓地办案影响企业的生产。所以如何获取证据、巩固证据这一难题又摆在办案人员的面前。
办案人员及时与龙岩卷烟厂联系，取得支持，在不惊动他人、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的情况下，以“审计人员”的名义派驻两名办案人员到三华公司和红七匹狼公司，调取了温庆巍任职期间所有的业务情况，获取了温庆巍与相关业务人员往来的第一手资料。
在掌握温庆巍在深圳200余万元的存款后，办案人员及时将其冻结，并利用其存取款情况进行讯问，查清了其收受杜某20万元的贿赂事实。
给温庆巍行贿折合人民币110余万元的厦门油墨供应商黄某，已经移民加拿大，一直无法跟他取得联系。经侦查，办案人员得知厦门某单位一领导跟他关系甚好，于是就通过各种关系取得这位领导的信任，叫其动员黄某回来作证。这一招果真奏效，黄某不仅主动回国向办案人员提供证言，而且还向办案人员提供了温庆巍向其索贿轿车一部、价值25万余元的事实。
向三华公司提供设备备件的珠海供应商陈某，向温庆巍行贿19万余元。陈是珠海本地人，妻子在当地检察院工作，姐姐又在当地法院工作，陈某一直不肯配合作证。针对这一情况，办案人员每天白天着装整齐到陈某的公司“准时上下班”；晚上利用手机给陈某发短信做其思想工作。一连10天，最后陈某只好配合办案人员如实提供证言。
北京精工集团业务员沈某送给温庆巍17万元。经了解，此人已于五六年前离开该集团。正当办案人员一筹莫展时，办案人员从其朋友中发现一张与沈某名字一样的名片，而且名字非常符合连城当地按字辈排名的习惯，会不会此人就是办案人员要寻找的证人呢？办案人员当即找该人调查，此人正是要找的证人。人不仅证实了温庆巍受贿的事实，还向办案人员提供了其他几个已经离开北京精工集团证人的相关信息。
检察官境外追赃之路
检察机关不仅及时突破和查清温庆巍受贿的犯罪事实，而且在取得涉港证人证言之前从港澳地区追回全部赃款。按照惯例，如果通过官方渠道在港澳地区进行追赃，大陆方首先要提供作为返还条件的生效判决，还需经港澳地区对判决的重新审核裁定，而且还要对是否有偿返还进行协商。然而案件正在侦查，要等到判决不仅时间长，可能导致赃款被转移而无法追赃。
过去也有办案人员直接带着犯罪嫌疑人或其亲属到港澳地区办理追赃的先例，但如果到港澳地区后犯罪嫌疑人不配合办案人员，就有可能惹出很多麻烦，引发区际之间法律纠纷。如以前就发生过犯罪嫌疑人在办理追赃的过程中在银行呼救，导致办案人员被香港警方扣押的事件。
总之，通过诉讼途径在境外追赃环节多、时间长，追赃效果难料，而带犯罪嫌疑人出境追赃更是不安全。
办案人员通过在境外开启保险箱这一情节和温庆巍较量后，乘胜追击。首先由温庆巍向办案人员授权，全权委托办案人员到港澳办理转移资金的有关手续，然后办案人员在内地以温庆巍名义在银行开设账户，严格依照港澳地区的法律规定和银行的相关要求，由银行处理了温庆巍在银行的理财投资后，将犯罪嫌疑人的赃款及时全额转回内地。然后在内地依法通过诉讼程序进行处理，避免因提取现金需要提供大量材料的麻烦及支付大额手续费所带来的损失。
公审结束后，公诉人说，温庆巍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从重处理。起诉时，公诉机关鉴于其归案后能坦白交代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并积极协助侦查机关追回全部赃款，建议依法从轻处罚，法院遂作出了前述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