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被誉为“中国私企第一人”，他是中国第一个领取营业执照的私营企业主（现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会长、光彩中国实业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建国后第一张私企“准生证”是如何诞生的？曾经处于风口浪尖的改革先行者，命运经历了怎样的起承转合？
尴尬经历
摆摄影地摊遭歧视
“我是大连人，曾干过文艺工作，还参过军，1980年从部队转业。”姜维这样介绍自己。转业后姜维就被分配到大连市文化局，当时恰逢国家拨乱反正，一大批下乡回城的青年等待安排工作。当时的大连市文化局接收了400多名回城人员，所以工作不好安排。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家等了8个月。8个月啊，要知道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煎熬。我那时就想，不能让父母天天养活自己。”干什么工作能自食其力呢？姜维经过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一条路子，那就是摆摄影地摊。
但是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年代，摆地摊就是干个体。“好人都有工作，释放出来的劳教人员才干个体户，个体户的形象大体就是这样，所以那个年代干个体身份地位低被人歧视。”姜维说。
姜维的父母反对儿子干个体，在部队时他是营级干部，政府是要给他安置岗位给铁饭碗的。但由于工作迟迟得不到解决，那年的冬天，姜维终于说服了父母，开始在大连市动物园门口摆起“照照看”照相摊。
姜维清楚记得，开业摆摊的第一天挣了3元（当时黑白一张是1元，彩色一张是3元），而1981年劳动节那天竟然挣了500元，顶上一个普通工人两年多的收入。
当天晚上他与妹妹等一家人数完500元钱后，激动得哭了。“因为我一家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姜维至今回忆起来依然显得很兴奋。他告诉记者，那时虽然钱挣得不少，但还是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和理解。最惨的是1983年严打的时候，姜维被当作社会闲散人员清理出了营业场所。
个体户渐渐多了起来
姜维的“照照看”与国营照相馆相比很灵活。“那时在国营照相馆相片照坏了，重新照顾客还得付钱。而我的‘照照看’顾名思义就是先照照看，如果顾客不满意可重照，也不必再付钱，所以我的生意还可以。”
慢慢地姜维发现自己不再孤独，动物园门口个体照相者增加了6人，“那时我们7个照相个体户同是天涯沦落人，私下相处得很好，收摊后还经常一起到繁华的天津街上吃两毛钱一碗的‘焖子’。”姜维回忆，那时一般人只吃得起5分钱一小碟的“焖子”，当卖“焖子”的大妈看见他们，就面带笑容地对着他们来一句“大户来了”，这时姜维总是感觉很自豪。
自认不光彩不敢见好友
即使这样，姜维在心底里依然觉得自己干个体不光彩，有一件事让姜维记忆深刻。
那是在1982年，与姜维曾在一个剧组里呆过的好友斯琴高娃到大连拍电影。“斯琴高娃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了，所以我的一些朋友就鼓动我去找斯琴高娃。那时我想与她见面但又没勇气去，而是给她写了一封信，信里我告诉她自己是个体户，与她这个大明星已有差距。”姜维坦言当时自己很自卑。
不过人家斯琴高娃可没这么想，接到姜维的信后，她就骑着自行车来看望姜维了，还为姜维做大摄影事业出谋划策，特意请来拍过电影《大决战》的导演杨光远帮姜维扬名。回忆此事，姜维心里总是充满感激。
遭遇难题
“个体户是光彩的”让他放声大哭
“有一天看电视，看到一则胡耀邦总书记为我们正名的新闻，我彻底摆脱了自卑的阴影。”那是1983年8月30日晚，姜维吃完饭，正在看电视，突然电视里播出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接见集体企业与个体劳动者代表，其中胡耀邦谈道：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陈腐观念妨碍我们前进。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我认为社会上有一群从事个体劳动的同志，他们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为国分忧，他们是光彩的。什么是光彩？为人民服务最光彩，为国家分忧很光彩，自食其力最光彩；什么不光彩？好逸恶劳不光彩，投机倒把不光彩，违法乱纪最不光彩。我请同志们传个话回去，说中央的同志讲了，党中央重视干个体自食其力的人，他们都是光彩的。”
“第二天一早，我们7个照相小摊亭的伙伴见面时，不约而同拿了一张《大连日报》。我清楚记得该报头版刊登的就是胡耀邦总书记的讲话，题目就是《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当时我来念这张报纸，我一边念大家一边放声大哭。”姜维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胡耀邦的讲话发表后，姜维感觉腰板直了。“我决定好好大干一番，在繁华的中山街租了一处小门面，门外的墙上悬挂了5米长、3米宽的匾额，上书‘姜维影书社’。”开业那天，他还请来了大连的很多名流。姜维当时已慢慢成了大连干个体的小名人。
而让姜维成为全国名人是在1982年2月。当时大连市委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那就是廖承志的侄子廖志强。
“他是市委市政府请来搞公私合营的港商，投资4300万美金，在大连建富丽华大酒店。”廖志强听说大连个体户姜维影书社很出名，就约见了姜维。当他了解到姜维由于设备原因，只能冲洗黑白照片，冲洗彩照要依附国有照相馆时，廖志强当即表示愿意以成本价提供一台19.8万元的彩色洗印机，使姜维摆脱对国有照相馆的依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