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不仅是中国提倡计划生育第一人，也是中国性学第一人，中国发起爱情大讨论第一人；还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先驱，《忏悔录》的第一位中译者，中国第一个提出逻辑学学科概念的学者。

    编《性史》的张竞生与主张在教室公开做人体写生的刘海粟、唱《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视作“三大文妖”。张竞生是三人中受到攻讦和误解最多的，然而，在“文革”中，曾让张竞生“名声大噪”的《性史》，竟意外地被人“忽略”了。

    1912年，24岁的张竞生被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选派为官费生到法国留学。赴法前，他由原名改名张竞生，取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此一改名似乎也预示了他此后人生的诸多坎坷。

    张竞生1888年出生在广东省饶平县大榕铺村。原名张江流，学名张公室。

    他在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就读时，因为带头剪辫子和闹学潮被开除，后来在革命党人推荐下，前往新加坡见孙中山先生。此后他入读京师大学堂，并接触当时的汪精卫等革命党人。汪谋刺摄政王被捕后，张竞生曾参与营救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汪精卫出狱后亲自写信给孙中山，推荐张竞生担任南方议和团的秘书，一同位列秘书的还有宋子文、杨杏佛、谭熙鸿等人。

一代“文妖”

    张竞生1919年获得法国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国，被聘为潮州金山中学校长。他向当时的广东省长陈炯明上书建议实行避孕，结果被子女成群的陈炯明斥为“神经病”。

    时过80多年，张竞生的次子张超谈起这件事仍唏嘘不已。“现在想起来，陈炯明说他是‘神经病’这个说法很有代表性。陈这个人不是一个纯粹的武夫，他还是有文化的，他的诗词还是很好的，但他是封建文化的一个代表。这件事很形象地体现了东西文化的冲突，我父亲要宣扬西方的一些理念，人又生活在东方，这是一个现实困境。”

    张竞生在1921年10月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直到1926年张作霖占领北京，他才离开北大。在此期间，张竞生出版了《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两书，宣扬由科学与哲学组成的“美的人生观”和他的美学思想。

    张竞生的“榜样”是法国的浪漫派，他在书中提出，要成立“游历队”，认为全国成年男女每年都去游历是种权利和义务。张超说：“父亲不是标新立异，他是从哲学的角度，觉得应该提出这些问题，即便他的理念不能实现他也要提倡，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很多东西都是为了他的美学理念，追求‘艺术的人生’。”

    让他一生都饱受争议的事也发生在此时期。1926年初，张竞生在《晨报副刊》刊登《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启事，征集个人“性史”。后从征稿中选出7篇，附上序跋和各篇批语，编成《性史（第一集）》，于1926年4月出版。张竞生在序文中即表明出此书的目的：“我们不但看性为一种学问，我们尤当看它作一种艺术……我们所提倡的乃是科学艺术的交媾法。”

    这本书引起了轩然大波，出版不到半年，即首先在南开大学遭到查禁。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称该书“诲淫之书，以此为最，青年阅之，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天津市警察局和全国许多学校贴出查禁《性史》的布告。重压之下，张竞生追回已付印的《性史（第二集）》，但形势恶化已难扭转，各种假冒张竞生之名的盗版《性史》四处泛滥。张超说，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他在香港还买到过一本《性史（第18集）》，“这么多的盗版，最后就把书的本来面貌搞得面目全非。”

    张竞生因《性史》得了个“性博士”的花名。他与公开主张在教室做人体写生的刘海粟和唱《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视为“三大文妖”。认可他的人，极为稀少。鲁迅先生虽然很佩服张竞生的“伟论”，却也认为：“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看后说：“觉得并没有什么……不觉得这些书的害甚于洪水猛兽。”然而持此种看法的人，在彼时中国寥寥无几。

    1926年张作霖占领北京后，张竞生离开北大南下上海，先任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教务长，后来与潮商合作创办《新文化》月刊和“美的书店”，发行“美的丛书”“性育丛谈”等，因受当局查抄迫害，仅半年就被迫停刊关门。张竞生在回忆录中记录了此间发生的事：“曾有七八次，都由检察长起诉美的书店所出的性学是‘淫书’。”后来书店关门，张竞生到杭州避暑，又被当时的浙江省政府扣留，罪名是“到杭州来宣传性学，蛊惑青年”，幸得友人相助后保释出狱。

寂然余生

    1929年张竞生再赴法国。他译出卢梭的《忏悔录》，成为中国第一位翻译《忏悔录》的人。

    再往后，张竞生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了饶平家乡。从法国回来后，张竞生在饶平主持修公路、办苗圃、建学校，投入乡村建设并在广州任省参议以及经济委员等闲职。这期间他深入农村做经济调查，写出《农村复兴实验谈》《人口与经济问题评议》等调查报告。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张竞生出任饶平县生产会主任委员。随后土改开始了。张超说：“当时广东有个保护政策，就是把曾经支持过地下党的人士调到广州安置起来。1951年初，父亲奉调到广州南方大学学习，如果他还待在饶平的话，肯定会被枪毙的——1952年，因为成分是地主，我叔叔就在土改中被枪毙了。母亲当时常给我们讲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土改中的很多事让她非常沉痛，她在1952年春天自杀了。”

    调到广州的张竞生也并非完全离开了危险。张超说：“1952年时，饶平县有一份材料举报到广东省方面，说我父亲在饶平修公路时打死过人。这份材料经过时任粤东行署主任的林美南，这个人曾经在我父亲修公路时被聘为技师。林美南看到举报材料就压下了，说他很清楚，没有这回事。不然我父亲肯定要被枪毙了，听说公安局的布告都准备好了。”

    1953年起，张竞生开始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这期间撰有《十年情场》《浮生漫谈》等自传性随笔文集，并在香港、新加坡出版。“写这些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当时农会要我家交出2000石谷子，父亲需要多赚些稿费。”张超说。

    张超回忆说，张竞生对政治的东西不感兴趣，省文史馆可以请假，他就避在家里，不参加讨论，也没有参加鸣放。到1984年落实政策时，张超才得知当时父亲是“内定中右”。

    1960年，张竞生从广州申请回饶平居住，志在兴办华侨农场而未果。在饶平，他先是被安排住在县城的华侨旅社，后来旅社改造，就自己租房子住。

    “文革”开始了，“父亲作为‘牛鬼蛇神’蹲了3个月的牛棚，还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动文人’，被批斗、游街。”张超说，“父亲在游街时，有两个解放军战士跟着。当时在饶平县浮山镇的批斗已经打死了7个人，父亲以前在乡间做过修公路、办农校等很多实事，批斗他时有许多张氏宗亲参加，台上一开始批斗，台下的张氏宗亲就集体叫‘不是这样的’。为了防止出现‘群众斗群众’的局面，两个解放军战士在旁边，防止我父亲被打死。”

    曾让张竞生“名声大噪”的《性史》，在“文革”中竟意外地被人“忽略”了。“人家找他的毛病，大都是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说修公路时‘打死过人’。”张超说，对于张竞生的著作，乡间其实了解的并不多。至于张竞生被打成“反动文人”，张超说，当时的情况是，知识分子被批斗时大多都是“反动文人”。“要说他‘反动’，他倒是的确很‘反动’的，比如他尊崇的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人家就是没挑到他这个毛病。”张超说。

    1969年，林彪发布“一号命令”，进行战备疏散，张竞生被遣送到厂埔村，这是饶平樟溪镇的一个偏僻山村。“在村里他一个人住在公社安排的一间小屋内。那里有一个也是姓张的女子，是嫁到厂埔的，和我父亲同辈分，天天给他送饭。1970年6月18日，她送饭时敲门没人开，还以为人在里面睡着了，推开门发现，父亲已经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张超说。

    张竞生在下放到偏僻山村后，“当时我和弟弟不能自由活动去看望他。他去世后，当地人告诉我，每天早上他就朝着太阳的方向散步，‘迎太阳’，然后到山溪洗澡，在沙滩上晒太阳；傍晚他就向西散步，因为傍晚的太阳在西方，‘送太阳’。”张超说。

    张竞生去世时身边没有家人，就葬在厂埔村外的一个小山头上。1980年，张超和家人把父亲移葬到故乡大榕铺村，1984年落实政策后，才立墓碑。

一生被曲解

    在大榕铺村一带，“张博士”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几乎每一个村民都能讲出和张竞生有关的故事。在饶平五中旁拉客的摩的司机张平有说：“张博士啊，他有7个国家送的一把手枪，受7个国家保护，他还有7个国家送的一根拐杖。”在大榕铺村旁的浮山镇开店的一名妇女说起这根拐杖：“张博士修路时，一个妇女背着孩子过来，问：‘哪个是张博士？修路不能占我们家的地。’张博士就让她把孩子放下，然后举拐杖就打……”

    大榕铺村党支部书记张小寒说，这些说法在当地很有代表性，村民记住的，都是张竞生在家乡做的实事，比如修公路、办学校、修苗圃，对于张竞生的学术方面并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个“大人物”。

    1998年广州出版社出版了《张竞生文集》，这是建国后首次出版张竞生作品。张竞生的饶平同乡、现在广东省社科院任职的江中孝在该文集序言中说，张竞生是“盖棺已久而论未定”，当时《张竞生文集》的另一篇序文将张竞生称为“中国出版史上的失踪者”。

    时至今日，江中孝认为，现在说张竞生是“失踪者”已不太合适，现在对于张竞生的“炒作”已经多了起来，但是对其理解尚存在偏差和功用性的“拔高”。“不能从实用性的角度解读张竞生，重要的是张竞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不一定非要实行，但是可以启发我们对美的追求。”江中孝说。他宣扬“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期望极美好的人生和社会；他出《性史》，启发国人“美的性欲”；他倡议城市的乡村化、乡村的城市化，但是从核心角度来说，张竞生应该是一位社会思想家，他首先是一名有着鲜明个性和蓬勃生命力的人。真性情的他，一生都执著地要将他以美育为核心的乌托邦实践于人性蒙昧千年的中国社会。

    但是，张竞生“热烈的愿望注定只能落下萧索悲凉的结局”。广东作家张培忠说，张竞生绝不仅仅是出了《性史》的张竞生，他有着系统性的美学观和社会思想，首先应该将他看作一位哲学家；其次，他还是美学家、性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

    张超先生作为张竞生的后人，也一再表示应该将张竞生看作一名哲学家。在张超看来，不能以过于实际的眼光来看待张竞生和他提出的东西。

    江中孝说，今天我们再来看张竞生，比“我们需要张竞生”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是否已经具有容纳张竞生的基础。他是做学问的，“不妨他极端些”，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要容得下一些看来“怪异”的想法和做法。（据《国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