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夏，一场由文化大革命引发的破“四旧”、砸烂“封、资、修”的文化浩劫冲击着中国大地。就在红卫兵即将冲入故宫博物院破四旧的危急时刻，周恩来总理于1966年8月18日深夜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定故宫博物院停止对外开放，并派卫戍区部队进驻保护。由此，这个世界最大的皇宫建筑群大门紧闭直到1971年夏天。
周恩来总理亲自布置重开故宫任务
1954-1966年，父亲王冶秋一直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1969年12月16日，父亲王冶秋被疏散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他刚安顿下来不久，就有文化部留守处的干部来访，他们是为落实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三个政治局常委对父亲一封信的批示，专程来接他回京待命的。在那封给中央领导的离京辞别信中，父亲建议设立一个5至10人的小组，把处于无人管的文物博物馆事业抓起来，在全国几个重点地区抢救一些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及图书碑帖等。在信中他强调道：“但此事必须脱离旧文化部，另在国务院设这个小组，才能有力量，我则可以做一点出主意的工作，也算为党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1970年4月末的一天，周总理的秘书侯英来到黄化门39号，通知父亲出席“五一”节晚上天安门的庆祝大会，并说在毛主席到来之前，总理将要与他谈几分钟的话。“五一”节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总理对他说：决定成立“图博口”领导小组，先把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物系统的工作恢复起来；另外，许多外宾要求看故宫，还有外电造谣说，故宫三大殿都被红卫兵砸毁了，你要抓紧故宫的恢复开放工作，有些事可以找吴德同志商量解决，吴德既是北京市的负责人又将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的组长。在总理谈完话后，他便去找吴德请教和商量故宫的整改问题。
1970年5月10日，周总理接见图博口负责人和文化部的军代表，宣布成立“图博口领导小组”，由军代表任组长，王冶秋担任副组长，主管业务工作。该小组由国务院办公室代管，吴庆彤为联系人。王冶秋恢复工作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周总理亲自布置的重新开放故宫任务。故宫博物院已经关闭数年，又是在那个只有“样板戏”才是文化的“革命”年代里，要重新开放这个封建皇宫建筑群，不仅困难重重，而且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
“文革”中故宫的“整改”大转向
1970年初，故宫博物院革命委员会设立由高和负责的“整改组”，开始定的整改大方向是把故宫改造成“反封、反帝的教育阵地”。为此，召开了多次座谈会，焦点集中在太和殿。北大学生提出皇帝宝座应该挖地三尺并倾倒，再配上农民起义军的雕塑。这使整改组感到为难，如果宝座这样改了，那么象征皇权的太和殿，乃至整个皇宫呢？“五一”节后，王冶秋到故宫召集整改组开会，传达吴德关于故宫开放的意见。他说在天安门城楼上，当面向吴德同志请示了关于故宫的开放，吴德同志确定的方针是：原状陈列，个别甄别，文字斟酌。这样一来，整改大转向，整改组不再需要挖空心思地“改”了。然后，他和整改组同志到各个陈列室走了一遍，把中轴线、西六宫、东六宫及皇极殿的陈列内容：宫廷、陶瓷、民间工艺、绘画等确定下来，要求把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艺术品剔除。针对有人认为古代绘画不宜陈列展出，他说，这些画是我国优秀文化艺术的代表，当然要展出。最后，他要求整改组按照新的整改方针布置陈列，确保1971年7月1日前全面开放。之后，只要摆出一个陈列，他必到陈列室对展品逐一审查。在开放前，他全面审查了故宫宫廷史迹陈列与艺术专题陈列，对展品一一过目，乃至观众的休息处、厕所都看了一遍。
为了重新开放，还有些外部工作要做，其一是有些古建筑需要进行加固维修，其中关于端门彩绘问题，总理在王冶秋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要实用、经济、朴素、美观，美观不要过分强调，在可能条件下美观，要朴素，和天安门协调就行了；其二是关于故宫博物院的匾额，原匾系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李煜瀛所写，为了显示除旧布新，改请郭沫若撰书，由石工把石质的匾反过来刻制，现在神武门上的“故宫博物院”匾额即为郭老所写。同时，故宫职工动员起来清除了堆积几年的垃圾。这样，在故宫开放前，外观焕然一新。
十三专家“殿试”《故宫简介》
外观条件改善与陈列内容确定后，便是要重新编写一本介绍故宫的简介，先由整改组的朱金甫执笔起草一稿。且不可小看这个简介，它是宣传我国古代文化的媒介，将会流传到全国、全世界。王冶秋深知其分量，尤其是在那个非常时期，文字东西一不小心就会被望文生义扣上反革命复辟的帽子，来不得半点马虎。他自己亲自修改定稿，上报国务院请周总理阅批。周总理仔细阅读了送审稿，然后批示给郭沫若，由其主持对简介的审查，具体找王冶秋商量。郭老见到总理的批示是在1971年6月26日上午，便立即找来王冶秋讨论，两人决定第二天上午8时，在故宫漱芳斋召开专家审稿会议，并很快拟出一个包括夏鼐、白寿彝、刘大年、林甘泉、许大龄、黎澍、史树青等13人的专家名单。
6月27日上午会议准时开始，会议由郭老和王冶秋主持。8时许，郭老宣布开会，然后说：“故宫准备重新开放，周总理批示，要我和冶秋同志商量一下，邀请各位把故宫博物院为重新开放编写的简介及所附材料看一看，有意见提出来写在上面，也可以补充修改，一个半钟头，11时交卷。交完卷请到慈宁宫看出土文物展览。”郭老接着又风趣地说道，这可是场“殿试”！稿子收上来后，王冶秋与整改组中午没有休息，整理文稿与专家发表的意见，父亲对用词与字句反复推敲，最后定稿、成文打印，又立即赶往郭老处。郭老通读一遍没有新的意见，随即在关于审查《故宫简介》向总理的报告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父亲也签了名。
从1971年6月26日至6月30日的5日内，《故宫简介》这个小册子周总理先后作了3次批示，其间还在凌晨召开一次会议，经郭沫若主持两次修改，待江青等人画了圈后，才算最后定案。由此可以看出，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非常时期，周总理及在他领导下坚持工作的人们，是如何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异常谨慎地处理每一件“小事”的。
“文物外交”拉开序幕
《故宫简介》经过“殿试”修改和周总理亲自审定，终于在1971年7月5日，总理批准故宫重新开放时与观众见面了。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后，参观者非常踊跃，每日观众达4万人次。这本思想性强、言简意赅的小册子，日售量达7500册，这折射出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化饥渴。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开始了在北京的秘密访问，父亲参加了接待工作；7月10日上午，黄华、章文晋、王冶秋等陪着基辛格，沿着事前商定的路线参观故宫。那金碧辉煌的宫殿，玲珑雅致的花园，苍劲挺拔的古柏，美丽的大理石雕刻，逼真的青铜狮子，令美国人赞叹不已。之后，王冶秋带领客人们参观了《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展览》，“马踏飞燕”与“金缕玉衣”等文物极品使美国客人啧啧称奇。1972年2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王冶秋和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陪同下参观故宫，国内外媒体都以重要新闻作了报道。故宫博物院又重新引起世人注目，一时轰动国内外的“文物外交”由此拉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