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并非直接表现爱情的“情歌”，成了中国社会打破思想禁锢的见证——中国人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已经无可阻挡。

一曲风行

    1979年12月31日晚上8点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放了电视片《三峡传说》，由张丕基作曲、李谷一演唱的《乡恋》随片一起播出。

    上海人最敏感。第二天，1980年1月1日，《文汇报》发出消息说，昨天中央电视台风光片播放的歌曲十分优美，得到大家的喜爱。

    1980年2月，《乡恋》入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当时的惯例是，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6点到6点半，播放一首歌曲，边播边教，整整一周。

    在那个电视尚不普及的年代，《每周一歌》影响特别大，《乡恋》因此一下子流行开来。张丕基还记得，当时很多人排队买东西时都在哼唱这首歌。

李谷一：从“歌坛新秀”到“黄色歌女”

    谁知，《乡恋》流行开来，却变成了罪孽，下面发生的事情令人啼笑皆非。

    这要从当时的形势说起。

    “文革”期间，中国人能够听到的声乐作品，都具有“高、快、响、硬”的时代特点，比如革命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走在大路上》，再比如美声唱法的歌曲《我骑着马儿过草原》《克拉玛依之歌》等等。

    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初，港台流行歌曲伴随着砖头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进入大陆。这些流行歌曲一反“高、快、响、硬”的特点，表现为“低、慢、弱、软”，这就使得听惯了“高、快、响、硬”的耳朵感到陌生，不习惯。再加上流行歌曲多表现了当时尚视为禁区的情爱，与“革命意识”的灌输相距甚远，结果就引发了强烈的反弹。当时港台歌曲的代表人物邓丽君，就受到了激烈的指责与攻击。“情操低下”“亡国之音”“黄色歌曲”之类的帽子，都扣到了邓丽君头上。

    其实，《乡恋》这首歌并不是直接表现爱情的歌曲，但也被某些人归入港台流行歌曲一类，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1980年初的一天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礼堂里，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最先点了《乡恋》的名，说大陆现在有个“李丽君”。

    随后，报刊上开始大量发表对《乡恋》的批评文章，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热度不减。李谷一从受人欢迎的“歌坛新秀”一下子变成了“黄色歌女”，变成了“大陆上的邓丽君”。有文章甚至说她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是“腐蚀青年人的罪人”。

1983年央视春晚为《乡恋》解禁

    在一片批判声中，支撑着《乡恋》创作人员的是热心的观众和听众。

    1980年夏天，就在《乡恋》遭到猛烈攻击的时候，李谷一来到天津演出。那天节目单上没有《乡恋》，到谢幕时，情切切的观众大声喊：“《乡恋》！《乡恋》！”李谷一演出所到之处，观众无不表现出对《乡恋》的巨大热情。

    热情的听众给李谷一寄来了1000多封支持信。民众的支持给了李谷一及伙伴们极大的鼓舞。1981年除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春联欢会上，参加演出的李谷一事先听说邓小平同志会来观看晚会，她就与伴奏乐队商定，小平同志一到，马上起奏《乡恋》，她要把这首歌唱给小平同志听，让他评评理。遗憾的是，那天小平同志没有来。当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出现时，李谷一毫不犹豫地唱响《乡恋》，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那是一个变化迅猛的时代。时间仅过两年，用音符体现政策，用旋律区分路线的观念，已经淡出人们的头脑。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乡恋》解禁的日子。

    当时，晚会现场设置了4部观众点播电话。晚会刚开始不久，记录电话的小女孩就端着一个盘子走到黄一鹤面前，上面放着的点播条都是点《乡恋》的。

    这让编导为了难。“因为这是禁歌。禁止的东西如果在电视里播出去，特别是在春晚上播出，那是捅破天之罪，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就要出问题了。”黄一鹤说。

    当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坐镇晚会现场。黄一鹤朝小女孩使了个眼色，意思是“找那老头去”。小女孩走到吴冷西面前，递给他点播单。起初，吴冷西看了之后摇摇头。几分钟后，小女孩又端来一盘，还是《乡恋》，吴冷西还是摇摇头。又过了一会儿，又端来一盘。

    连续递了五六盘后，吴冷西有点坐不住了，汗也下来了，在黄一鹤面前走来走去。“他在思想斗争。”黄一鹤说，“电视点播，点了不播，不是欺骗群众吗？”最后，吴冷西一跺脚，操着南方口音说：“黄一鹤，播！”

    黄一鹤一听让播，心里高兴极了。可是，他们没准备伴奏带。他赶紧问在场的技术部门，谁家里有《乡恋》。一个小伙子说，他家有。黄一鹤说，赶紧去拿。20多分钟之后，这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把带子取回来了，跑了一头汗。

    这时，李谷一已经唱了8首歌，并不知道幕后发生的这些事。她突然听到主持人姜昆、刘晓庆拉长了音报：“乡——恋——”惊讶之余，李谷一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只涌现出3个字：“解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