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25日，中国最大的民族企业荣氏集团的董事长、面粉棉纱大王荣德生被绑匪绑票，这起绑架案被称为“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因为“肉票”名头最大，勒索的赎金最巨，最后实际付出的金钱也最多。
处心积虑，商界第一大亨被绑
策划实施这起绑票大案的是当时著名的绑票犯罪团伙“嵊县帮”。该帮骆文庆和袁崇杼这两个年已50多岁的“资深”绑匪密谈后敲定，把目标定在上海商界第一大亨荣德生。他们网罗了蓝衣社特务、曾在荣家面粉厂供职过的朱连生，在朱连生的指认下，骆、袁二人摸清了荣德生面相和出入习惯。而71岁的荣德生作为上海商界的头号领袖人物，深知世道险恶，对自身安全防范严密，只要出门，必有武装保镖护卫，所坐的也是防弹汽车。看到荣德生警卫严密，骆、袁感到寻常手段难以得手，就找当过惯匪、汉奸，时为国民党特务组织服务的黄阿宝磋商绑架方案。
黄阿宝眼珠一转，说：“这还不容易？我们逮捕他嘛！”也就是说，以警方逮捕的名义将荣德生弄上车。骆、袁茅塞顿开，连连称高。
黄阿宝拉上他的侄子、军统特务黄锦堂入伙，此人花天酒地又薪水有限，巴不得有发财机会，立即一拍即合。黄锦堂搞来了军统特务专用的柯尔托式手枪、陆军第三方面军的逮捕证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轿车等一系列“道具”。几番谋划分工，准备就绪。
1946年4月25日，上海高恩路210号荣德生住宅，一辆黑色军用雪佛莱轿车停在了荣宅门前，车前窗上贴着盖有淞沪警备司令部印章的特别通行证。就在荣德生的防弹玻璃铁甲车开出院门的时候，一个在院门前“溜达”的人暗中向军车一挥手，黑色军车立即冲上前去，挡住去路。
骆文庆、袁崇杼及另一绑匪跳下车逼到铁甲车门边，拔出手枪，喝令司机下车。铁甲车内一共6人，司机一名，保镖两人，还有荣德生的儿子荣一心和女婿唐熊源，另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就是绑架目标荣德生。
两名保镖见状赶紧迎向前去，来人拿枪一指，厉声说：“别乱动，我们是在办公事！”接着把一张盖有“陆军第三方面军”大印的逮捕证递到荣德生面前，说：“荣老先生，司令部有事请你去一趟，请你下车，跟我们走。”
车上人莫名其妙，荣一心问：“到底什么事？非要我父亲到司令部？”来人说：“这就不清楚了，我们是奉命行事，到了司令部自然清楚。不用多说，快下车！”
荣德生在吃惊意外中打量着来人。他熟悉军警界情况，见他们所乘是有特别通行证的军用轿车，使用的是柯尔托式手枪，出示的也是陆军第三方面军的深红色逮捕证，觉得的确是来自军警方面；又想到自己的企业规模这么大，下属工厂那么多，牵涉面那么广，与军警方面发生了什么摩擦也很可能，需要去解释一下。于是，荣德生就下了车。
荣一心觉得此事还是太蹊跷，就一把拉住父亲，说：“那你们前面带路，我跟着一起去。”来人把逮捕证一晃，说：“我们只要荣老先生一人，难道你想妨碍公务？”
这5人无可奈何，看着荣德生上了黑色军用轿车，一溜烟开走。
荣一心、唐熊源回头立即和陆军第三方面军联系，那边回答是既没看见荣老先生来，也没派人去请过他；二人大吃一惊，再火速派人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听，司令部方面莫名其妙，说：“逮捕荣老先生？谁有这么大胆子？”
荣一心、唐熊源顿时瘫倒在地：原来老爷子就这么在光天化日下，在儿子、女婿和保镖的跟前，被大模大样的绑匪堂而皇之地绑架走了！
三方角力，案情错综复杂
荣家在丧魂落魄之中，第一个决定就是拿钱赎人。一般来说，绑匪要钱不要命，满足其要求可保肉票平安；而如果吝惜钱财或报警的话，八成会撕票。因此荣家没有报案，也不希望警方干预，只自己想法和绑匪方面联系赎人。
但是，经过荣德生被“逮捕”后荣家两次到军警方面问询，消息立即流传开。连企业界头号巨子都逃不了绑匪的魔爪，社会上舆情沸腾，人们纷纷议论：如此胆大包天，必有军警界参与。
因为绑匪作案时使用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和证件，淞沪警备司令部无法摆脱干系，为了洗刷清白，上海军警方面在案发后出动大量警力，在上海全面搜查，力图早日破案。但荣家生怕警方介入会危害荣德生生命安全，不但不配合，还千方百计避开军警方面。此案因此变成了绑匪、荣家和军警三方面的角力，更加复杂。
载着荣德生的汽车开出高恩路，朝中山北路开去，在街上绕了几圈后，开到了闸北郊外一条长满芦苇的小河边。
荣德生这时终于明白，自己被绑架了。绑匪告诉他，这样做只是为了钱，只要不逃跑，不大叫，就不会危害他的人身安全。在上海城里展开大搜捕之时，荣德生被带上一条小船，在漂满垃圾的肮脏河道里荡悠了好几天。随着警方的搜捕范围向郊区扩大，骆文庆等人又把荣德生送进城，关进曹家渡五角场老公益里100号的一间很隐蔽的小屋里。
4月30日，绑架案发生后的第5天，心焦如焚的荣家终于接到了绑匪的电话，勒索的金额前所未闻：高达200万美元！
荣家立即表示，愿意拿钱赎人，但金额实在太大，一下没法凑齐这么多现金，希望商量。绑匪再来电话，指定了谈判地点，荣家赶到接头地点，却不见人影。一连两次，都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