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末年，中华民族的瑰宝屡遭劫掠，不时丢失。民国十三年十月初九，溥仪仓皇离开紫禁城，带走了不计其数的历代珍贵文物，宫中的权臣奴仆趁机窃走了大量的古玩字画。民国十二年九月，宣统皇帝一次无偿送给日本人价值30万美金以上的古玩字画。后来在民国十五年至十七年间，日本居然在东京举行了《中国唐宋元明清书画展览会》，可见文物流失国外之多。张勋复辟失败，溥仪蛰居天津张园，主要靠变卖字画文物，挥霍享受。伪满覆灭，被溥仪潜移出宫的历代书画珍品一千二百余件皆散失于长春、通化一带。

    北平的古董商人闻讯，纷纷赶赴东北抢收，琉璃厂玉池山房马霁川、论古斋靳伯生捷足先登，争相用低廉之价收回大批书画珍品。

    张伯驹收藏的举世皆知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惜倾家荡产，从古董商人马霁川等手中购下的。

故宫博物院拟收回书画精品

    民国三十五年，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真迹与赝迹、精品与常品一时难以确认。张伯驹手拿一本旧日《故宫藏画目录》，看了一遍又一遍。另外，他广事搜寻流落在市场的书画，所知1198件。他据目录考定，除赝迹及不甚重要者外，精品只有400余件。

    一天，他致函故宫博物院，建议可采取两项办法：

    其一，所有溥仪赏给溥杰的字画文物，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购回；

    其二，选精品经过审查鉴定议价收回。

    按当时价格，不需要过巨经费即可大部分收回。但伯驹的建议，南京政府漠不关心，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叔平）又委蛇进退。于是，真迹、佳品大多流落于商人之手。

    一些古董商人见利忘义，绞尽脑汁，企图转手渔利，大发横财。

    狡猾的马霁川从收购的几十件文物中，一边选出既真又精的珍品偷偷运往上海，以伺机转手获取重利；一边选出20余件，送与故宫博物院。

    院长马衡发出柬约，邀请张伯驹、张大千、邓述存、于省吾（思泊）、徐悲鸿、启功（元伯）等专家前往审定。

    专家们收柬后，十分兴奋，他们一直期待着故宫博物院能更多收回一些精品。不料，审定后，大失所望。在20余件书画中，除明人文征明书《卢鸿草十志堂》册、宋人《斫琴图》卷、宋高宗书、马和画《诗经·闵予小子之什》卷和清王原祁《富春山图》卷系真迹外，其余均是赝品。

    专家鉴定以后，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议。张伯驹等人与会并发表意见，主张宁收一件精品，也不收若干普通之品。最后会议决议收购宋高宗书、马和之画《闵予小子之什》卷、宋人《斫琴图》卷等共5件真迹，其余退回马霁川。

古董商马霁川的猫腻儿

    张伯驹虽一介书生，但对于收购文物一类事甚为精明。理事会闭会，张伯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想转身回去，但又收回了身子。有人问：“张先生犹犹豫豫，是何原因？”张伯驹并未作答，心里正嘀咕：“此事蹊跷，太蹊跷了，莫非马霁川是在……”

    果不出所料，马霁川是在捣鬼。他想来个鱼目混珠。马霁川之所以给故宫博物院送去书画二十多件，意在以伪迹及平常之品售与故宫博物院，既可稳住北平城里关注此事的收藏家和鉴赏家们，又可以收回本金而有余。转移了注意力后，他便乘机将其余真精之品全部运往上海，出手售与洋人。就在张伯驹等人鉴定的同时，他已将唐陈闳的《八功图》和钱选的《杨妃上马图》两件真迹售往国外。而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专家们尚蒙在鼓里，马霁川甚为得意。

    散会后，张伯驹回到“平复堂”，这时天色已晚。他一进门就问夫人：“有人来过没有？”

    夫人回答：“没有。”

    “不对呀，应该来了。”伯驹自语。
 
    佣人请先生进晚餐，伯驹一挥手：“撤掉。”他随手点燃了一支香烟，用力吸了几口。佣人端过来一杯咖啡，他看也不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