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初夏，因着一年一度世界遗产大会的召开和一批世界遗产新项目的入选，文物保护之议又要热上一阵。在刚刚过去的魁北克大会上，福建土楼和江西三清山顺利过关，分别当选为“新科”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至此，中国遗产地的数量已升至37个，名列世界前茅。

    从目前全国各地来看，具有“申遗”意愿的待选项目，仍多达200个，这表明，我们的潜力、后劲相当大。正全力奔向现代化的中国，却有着天赐的自然美景，全球独此一份的骄人的历史文化财富，足以令我们自豪。而问题在于，作为这块土地的主人、这个民族的后代，我们能够永久地管好这份家业，守住这份遗产吗？显然是不能掉以轻心的，需要长期保持忧患意识。传承和保护好民族的家园、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依然任重而道远，申遗入遗之后，还有很多事要做。

    力推福建土楼申遗并亲身参加魁北克大会的漳州市官员，就清醒地认识到，此次申遗的成功，其实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因为这意味着保护的力度要求更大了”，那是一项更为艰巨的挑战，一份更加沉重的责任。这恐怕还不仅仅表现为申遗之后随着知名度的提升，旅游客流量将会成倍地剧增，对于历经百年的土楼古建筑的维护，必将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增多维修与管理方面的难度。而且从更高的意义上说，则是表明了一种严肃的历史担当，表达了一种对国际社会的郑重承诺。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国人对于在国际舞台上申遗，已从过往的闻所未闻、不太熟识，一变而为积极投入、热衷参与。这无疑是好事，却也不乏隐忧。从正面来说，把我们国内的自然或历史文化遗迹完好展现给世人，争取获得国际社会的重视与承认，通过国际交流，学习先进的保护和研究经验，并着力于取得国内外的各种援助拨款。但另一方面，也毋庸讳言，申遗成功，必将大大提高有关遗产地的知名度，扩大旅游开发宣传的力度，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大把赚钱，推动经济增长，直至彰显相关官员的政绩。正是缘此，各级政府和官员乃至当地百姓，也就产生了极为炽烈的申遗冲动与热情。

    自然、文化遗产大都确可用于促进旅游业。但从根本上说，推动旅游业、对遗产的开发利用，毕竟不应是申遗的主攻方向，置于第一位的，该是着力保持和延续与遗产相联系的环境，由遗产所体现的传统文化内涵。对遗产的认可、保持，终究属于一种文化行为，文化行为更该单纯，着意于创造、研究、播扬和传承，它同商业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文化行为固然可予开发利用，并转化为一定的商业效益，但这毕竟不应成为其主要的目标和功能。

    近年来的现实却不尽如人意，一些地方为招徕游客，对文化遗产、文物遗迹胡改乱建之事，屡见不鲜。拆毁真古董，却营造大批假古董，目的无非以假乱真，盲目扩充景点数量，以便向游客卖票圈钱。于是，也就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荒唐事例。嘉峪关长城被无端嫁接上一段假城墙；江南水乡的街巷愈修愈新，景点愈造愈多；最让人匪夷所思的，就是圆明园的重建之议。依此思路，只怕雅典巴台农神庙、罗马大斗兽场都该另行装修；埃及狮身人面像，亦须重塑金身、给塌鼻补缺了！

    申遗为了什么？首先还在于履行我们的承诺与责任，是要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文化传统、保护祖先留下的自然环境和我们生存的家园。开发利用、发展旅游，谋取一定的经济收益，都是可以的，但必须从属于首要目标，是第二位的，这个关系绝对不可颠倒。申遗没有一颗平常心，没有一种理性的态度，以偏概全、本末倒置，只会使我们遁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