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汉族，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生于杭州。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曾任全国宗教学会副会长。]

“文化标志城”在思路上有问题

    记者：中华文化标志城近来引起激烈争论，您怎么看待？同时，您认为这折射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楼宇烈：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问题，去年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搞了一个设计方案。当时项目正在筹划中，处于设计论证阶段，邀请了一些专家征询意见，我也参加了。

    当时我有一个思考，就是完全建一个新的东西，是不是合适？会上说要把曲阜的三孔、邹城的孟府等古迹都圈在其中，但在设计上又是要建一个新的，这两者怎么协调？我们对于传统的东西是不是保护够了？

    其实像曲阜的一些古迹，现在糟蹋得不像样了。我几年前去曲阜，当时孔庙的大殿就承包出去了，有的甚至被摆成金銮殿，游人穿戴着龙袍、凤冠照相。而且三孔也被分为好几块，隔离开来，去一个地方就要买一次门票。这反映了我们现在对文化的一个普遍的态度，就是把它当作生财之道来对待，这对文化本身来讲是起了一个破坏的作用。

    在齐鲁大地上，特别是在济宁、曲阜，保护好传统文化的工作还有很多事要做，何必要去建一个新的标志城。他们在思路上有点问题。

文化最根本的是要培育民族精神

    记者：事实上，类似中华文化标志城工程这类“大手笔”、“大投入”、“大兴土木”的“文化工程”还有不少，几乎成了某种风气，对此您怎么看？

    楼宇烈：看到网上有这样的评论，这确实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很多地方也都在打造新的传统文化的“工程”。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这些钱用到什么地方不好？

    文化最根本的作用就是要培育民族精神，最核心的就是要成为民族价值观的凝聚。价值观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是有关的。如果离开了这些，那文化就是单纯的装饰。

文化普及要重视实践、杜绝盲从

    记者：您认为我们弘扬文化最重要的是什么？

    楼宇烈：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要提出一些空洞的理念，不是讲一些空话，而是要提出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操作的措施。我们老是不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想让人家来认同你。我们真正是礼仪之邦，大家都做到了彬彬有礼吗？你看人家对我们怎么看？你自己没有彬彬有礼，非得跟人家说我们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国家，人家能认同吗？

    普及文化不能仅仅坐而论道，要有可操作的实践措施。现在就是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一提到什么东西，就好像要把它重视起来，重视起来就要搞全民运动。很多东西并不是搞全民运动可以解决的，它需要我们踏踏实实地去做。像昆曲、古琴等，现在一重视了，就要把它弄成普罗大众的文化，要是这样就完了。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小众文化，是博物馆文化，现在不能变成大众文化，将来能不能变成大众文化，那是将来的事。

    另外一个就是绝对的盲从。很多文化人盲目地拿文化作为商业投资，最终造成的是更严重的破坏。

文化需要反思

    记者：有人认为传统的传承受到冲击是现代化影响的必然结果，您怎么看？

    楼宇烈：绝对不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经过了100年发展后，应该可以看清楚，现代与传统并不是矛盾对立的。

    记者：您认为还有哪些方面要反思？

    楼宇烈：我觉得，百年来最值得反思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取消繁体字，一个是废除文言文。对于繁体字这个问题，政协委员建议在小学增加繁体字，那也不是要完全恢复繁体字，只是不要让繁体字的教育中断了。即使使用简体字是国策，国策也是可以变的。简化字提出来的背景是，将它作为汉字拼音化的过渡。

    中国的汉字其实是图像，并不会因为一个字有20笔，就一定要看20下，繁体字在阅读上没有问题。书写上，我们从来是繁简并举的，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能并行？这并不会有损失。但是我们完全抛弃繁体字就有损失了，原来很多包含在繁体字字体里的文化就遗失了，是一种文化的流失。

    再说文言文，事实上我们现在都不教了，也不学了。历史上文言与白话也是并行的，一个是书面语，一个是口头语。我们可以看一看元曲，元曲的曲词是文言的，科白是白话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一些人能够用精炼的、朗朗上口的、富有韵味的、修饰的文言来写文章？这个是可以的。不要把文言和白话对立起来。

    现在100年过去了，对于这100年的文化我们应当进行反思。该补救的就要补救。对于历史上的一些错误做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新的做法替代。不要反对历史，历史上的任何错误都是历史的东西，历史上再好的东西也是历史的，我们不能完全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