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写作无可厚非，关键是如何厘清公与私的边界。否则，写作这一儒雅的爱好极易演变成写作腐败。
　 
    自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张平当选为山西省副省长之后，作家当官的话题火热了一阵，紧接着视角开始转向官员写作。

    于是，另一位副省长被推上前台，他就是陕西省副省长张伟，笔名樟叶，发表长篇小说《五福》及多篇散文。

    在陕西，张伟只是一个代表。据《人民日报》报道，近年来，陕西省大批公务员，尤其是许多担任了较高职务的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纷纷拿起手中纸笔进行文学创作，发表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乐生介绍说：“在陕西，官员写作非常普遍，从基层到厅局，从乡镇到省委，可以说已成规模了。”

    这一成规模写作群体迅即吸引了太多的眼球，引来一片质疑之声：官员写作好不好？官员写作蔚然成风是否合适？写作会否影响工作？有的网友则直接斥之为“不务正业”。
   
官员写作无可厚非

    写作是个人爱好，人人都有写作的权利。难道官员就不能写作了？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公务员不可以业余搞文学创作。再者，中国自古就有八股取士的传统，一篇文章决定终生命运。所以古代官员多是文人，许多文学作品都是官员所作，如韩愈、范仲淹、王安石、苏轼等。即使新中国，也有毛泽东、陈毅等爱好文学，人们称之为“诗人毛泽东”、“诗人元帅”。

    “谁都可以写作，我只看作品不看人。”针对官员写作现象，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作如此评价。

    陈忠实说：爱好文学的人不分职业，公务员也是社会成员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拿起笔来写作没啥可奇怪的。

    《美文》杂志副主编穆涛提供的一份资料中，除张伟外，陕西省“官员作家”队伍中的突出代表还有：李宗奇，陕西省国家安全厅厅长，出版《宗奇散文》；白阿莹，陕西省国资委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绿地》、短篇小说集《惶惑》；李育善，商洛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处处长，2006年发表在《美文》上的3篇乡镇干部记事，被《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祁玉江，延安市志丹县委书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山路弯弯》《心路历程》等6部散文集；马银录，曾任渭南市白水县委组织部长，出版《向农民道歉：一个县委组织部长的驻村手记》；王云奎，曾任宝鸡市凤翔县财政局长、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发表于《美文》杂志的《一个财政局长的工作手记》，获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

    官员写作无可厚非，只要有真性情，写出的作品能得到读者共鸣就行。从陕西这些官员发表的文章来看，没有才情，没有实地调查和研究，恐怕是不太可能完成的。爱好文学的人不分职业，官员也可以是作家。

“官员”与“作家”如何划分界限？

    官员作家之所以备受关注甚至招来质疑，其实是出于一种担忧，担心这些官员利用他们手中的公权力为写作出书保驾护航。

    这种担忧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事实佐证的。在已查处的官员腐败案中，不乏将出书当成图谋一己之私手段的官员。“闪电出书”再“高价卖书”，这一腐败形式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

    湖南郴州市前市委书记李大伦，以“儒雅”著称。据报载，李大伦捞钱手段也很“雅”，不屑于与那些“没文化”的小矿主来往。几年来他共出过两本书，一本是《大伦书法作品集》，定价418元；一本是《岁月如诗》，定价35元。均通过市委宣传部向党政机关强行摊派，7年下来，李大伦便“挣”了3000多万。其中有多少钱是从出书挣来的，只有天晓得。

    前年“出事”的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也算得上是一个学者型官员。他年仅37岁即担任正厅级领导干部，做官、出书两不误，不但获得了博士学位还著书立说，又做研究员，又当兼职教授。然而这样一颗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政坛新星，却在钱权交易中陨落了。8年厅级干部生涯，敛财2000余万元，相当于平均每年敛财250万元。

    高勇的“运行轨迹”，是从“出书”到“出事”。经检察机关和辩护律师分别取证，10余年间高勇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达317篇，参编书籍17部，单独著书5部，完成研究课题44项，并成为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大学和凉山西昌学院的兼职教授。这些仅是高勇出书“资本”的一部分，而更大的投入是权力，是用“学者”身份包装起来的权力。他和一般职务案犯不同，索贿往往借助其“学者”形象，其常用的说辞就是“出书”。据知情人士透露，从担任凉山州副州长起，高勇以出书为名，向近百家单位和个人索要赞助费高达数百万元。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检察机关举证，共有23家单位送给高勇的全部或部分款项，是以“支持高勇出书”或者“买书”的名义。

    去年一审被判12年有期徒刑的山西临汾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长王月喜，也是一位“雅腐高手”。此人涉案违纪金额共计人民币300.75万元。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委托他人购买虚假版权页资料，套用书号，非法出版个人及亲友编著的16种图书共计8万册，并出售本人及女儿的非法图书1.27万册，从中获利43.32万元。

    虽然上述事实是极端个案，但至少说明官员爱好写作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极有可能被别人“投其所好”，进而成为被腐蚀的突破口。

    所以对官员作家们来说，清晰地厘定写作与工作之间的边界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因自己的爱好而因私废公。如若不然，官员写作极易滑向“写作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