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6年12月13日是戏剧大师曹禺先生逝世10周年纪念日。北京人艺于近期准备了包括《雷雨》在内的4部曹禺经典话剧及曹禺之女万方的话剧处女作《有一种毒药》。本报专访万方女士，以志纪念。

关于《有一种毒药》
    什么是毒药，我没法回答。那些强烈的极端的东西，极端的渴望、极端的追求、极端的……可能都含有毒性，既有创造性又有破坏性。

    记者：您说过您是一直比较喜欢写小说的，以前也写电视剧，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推出自己的话剧处女作？

    万方：也不能说是我在这个时候选择话剧，应该说是话剧终于选择了我。我喜欢话剧，有一种情结在里面。对我来说，话剧确实是一种挺高、挺难的艺术形式，话剧的限制非常大，它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要表达非常多的东西。虽然这么多年没写，但实际上我一直在积累。我现在推出自己的话剧处女作《有一种毒药》，并不是我想特意在这个时候，为了纪念我父亲而推出，实际上这个题材我已经琢磨了两年了。

    大部分写作的人都是从写小说开始，随着审美的娱乐倾向，影视占据很大的部分，这对我也是有影响的，我也写了一些影视剧，也还有让自己满意的时候，像《空镜子》。但是作为一个专业写作的人，我觉得最高的是诗歌，后天想当诗人是不可能的。戏剧是第二，戏剧形式的限制决定了其创作难度很高。对我来说，从小说到影视剧，再到话剧是由容易到难的一种很自然的选择。我曾经有过很多写戏的想法，但最终都没有实现，就是因为火候还没到。

    反过来这么一想，我觉得我爸爸真是天才，23岁就写出了《雷雨》，我到50多岁了才写出自己的话剧。

    记者：《有一种毒药》这个剧名还是比较令人费解的，作为编剧，您希望传达的是什么？

    万方：我是在考虑人应该怎么活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它既很哲学又很实际，每一个人都会想我怎么活。人在做选择的时候都面临要怎么活着的问题，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答案，有些人可能有答案，但可能又很模糊而疑惑，不能坚定地抓住这个答案。但也有一部分人，关于怎么活着，他们心里是有答案的，但这样的人很少。

    什么是毒药？怎么活着？这个答案有没有？我想让每一个人都回答这个问题，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答案。什么是毒药，我没法回答，每个人有自己的理解。我创作时是想到一种强烈的极端的东西，极端的渴望、极端的追求、极端的……可能都含有毒性，既有创造性又有破坏性。

    记者：这是您对生活的一种理解。

    万方：但是毒的东西不一定就不去追求，毒的东西还是很有诱惑的。我始终要表达的还是人要怎么活，这是每个人都思考和面临的问题。

    记者：这个剧是希望能引起受众的思考，而不是给出答案？

    万方：对，答案只能在每个人的心里。可能观众看了这个剧后会有某种触动。

    记者：您的小说和电视剧，抓生活的触觉非常敏锐，其中的情感也很百姓，但每个人身上又都会真实存在。

    万方：我是极力希望这样。逻辑思维方面是我的弱项，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生活中来，从生活的感受中来的，我在生活中思考得比较多。

关于父亲曹禺
    戏剧一直在他生命里，是他最后特别痛苦的根源。

    记者：从您写的一些文章看，像《灵魂的石头》，因为时代的原因，曹禺先生不能按自己内心的想法写东西，或者是写不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内心的痛苦、灵魂的苦闷是相当真实的。

    万方：是这样，很残酷。对他的生命而言是很残酷的事情，是悲剧。

    记者：清华大学的尹鸿教授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悲剧有滋味，人生不是滋味》，文中说：“曹禺戏剧的生命质感在阶级斗争的社会语境中被淹没、扭曲。”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万方：父亲实际上后来根本没写成东西，写过一个《明朗的天》，是写知识分子改造；还写过一个历史剧《胆剑篇》，写于三年困难时期，是说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再后来就是《王昭君》，是周总理跟父亲说你要写民族团结。还有一个没写出来的，是让他写一个先进工作者，卖酱油醋的售货员。那时候我还小，我记得他去体验生活。我父亲是一个生活能力极差的人，让他去卖酱油醋，跑到小店里给人家打酱油、打醋，他连钱都弄不清楚。

    我父亲当时是真想写，他多少次都和我讲，觉得脑子里像是被捆着似的，一想写就觉得：哎呀，不行吧？这样行吗？这样合适吗？怎么走都觉得害怕。“文革”时，整个人都是被否定的，何况作品呢？他当时真的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自己写的东西都是毒草。

    记者：恶劣的政治环境过去以后，他的年龄又比较大了。

    万方：一方面是年龄问题。关键是从1949年他40多岁起，就告诉他：你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你需要脱胎换骨。从此他努力地想让自己脱胎换骨，到后来完全自我否定、自我怀疑，他想再往回来都回不来了。人已被极大地扭曲，灵魂再想伸直、舒展都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