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全国将迎来第二个“文化遗产日”。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诸多严峻问题，并在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之策。

    但是，多年来的淡漠意识尚未完全改变，特别是某些地方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经济先行”的主导思想，还在阻碍着遗产保护工作的进展。中医、上海旗袍、北京方言、王麻子剪刀……据说，全国已有200多个项目有申报世界遗产的意愿。这样持续高涨的申遗热情，如果仅仅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确让人欣喜，但在狂热的背后，急功近利、过度开发、重申遗轻保护等问题凸显出来。

    5月25日，河南殷墟世界遗产证书颁发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就在当日，当地政府迫不及待地公布了“开通文化旅游公交专线”的构想。我不敢妄自揣度这些领导们的“不怀好意”，但从上述事实中，至少暴露出了“尽快开发”的想法。

    这并非个例，在很多地方，遗产保护地变成了经济开发区或旅游开发区，把世界遗产当成“摇钱树”，不惜以牺牲和破坏世界遗产为代价，换取暂时的经济繁荣。前一阵子爆出的“开封市为解决交通困局，拟开挖古城墙，修建一条穿过城墙的马路”，即是最好的佐证。

    依靠文化遗产拉动旅游经济，并非不可取，关键是需要提前估量文化遗产在经济指标面前的承受能力。据平遥县旅游部门统计数字显示，申遗前的1996年，平遥古城门票收入为82万元，2004年这项收入高达4760万元，是1996年的58倍。蜂拥而至的游客带来了什么？政府过度开发又结出了怎样的“硕果”？换来的是古城墙的连续坍塌！

    再如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旅游设施泛滥，受到联合国的黄牌警告后，为保住称号而进行的整改工作共计花费10亿元，比已获得的经济效益高出数倍。显然，这种“经济至上”的开发思路已经冲破了保护的临界点，也影响了政府的形象。

    国家文物局的一位领导曾痛心地说，在申遗期间，当地领导非常重视，在资金上可以说要多少给多少，但投进来的资金并没有真正落实到保护上去，而是用在形象宣传上。在申遗成功之后，政府的资金也没有真正落实到保护上去，而是用在周边景点的开发中。

    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具体文物的研究、保护和开发上，而且还从宏观上反映出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社会关系。文化遗产的价值，也不仅仅只有经济价值，还包括历史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等。单纯放大其历史文化价值外化而来的经济价值，完全以市场经济法则来衡量文化遗产本身的价值，不可取，不科学，也有悖于文化遗产本身的厚重内涵。

    申遗是政绩，遗产保护也是政绩，而且保护比申遗更重要。因为，对文化遗产的关爱直接体现一个国家及其社会的文明高度。也因为，文化遗产地的文化是不可再生资源，文化遗产的价值远非经济指标所能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