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帝国的回忆》

    毋庸讳言，美国《纽约时报》对于中国的报道是不算多的，美国的关心重点始终在欧洲。而且比起西方其他报纸来，《纽约时报》在晚清时期的中国纪事也是相对较少的，因为其时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但是在观察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这些不算多的报道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有连续性，能让我们看出一个变化着的过程。在1863年4月26日的报道中，记者满腔热情地写道：“大清国当然有未来，而且是充满希望的未来，这毋庸置疑。大清国正像由各个国家和民族组成的世界大家庭中每一个新成员那样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这时的中国虽然已经经受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但还没有亡国的危险，美国依然看好中国，这或许还与美国南北战争前洋溢在北方的一股正义感有关。到了中国败于中日甲午战争，情况就大大不同了，报道的语言变成为：“在当今世界的秩序下，大清国的继续存在对世界和平来说永远是一种威胁。在我们的地面上，大清国是一个既污秽又丑恶的国度，它的存在是一种时代错误。”

    《帝国的回忆》这本书的编辑意义即在于此，书中选编了自《纽约时报》创刊以后到清代灭亡这一段时间的130多篇有关中的报道，等于是给我们送来了一面来自美国的镜子，让我们从中看到老大中国在美国到底是以什么形象出现的。当然，那些连续的报道当中也有不少有用的史料。据此书的编者说，《纽约时报》认为选编该报对华报道一是“力图以时报原始资料重现一个世界大国之编年史的伟大尝试”。此话有点西方人惯用的夸张。但是的确，其中，能够补充中文文献的史料不在少数。如19世纪下半叶广州、上海等城市的面貌，中国的工业、邮政以及报业的情况，甚至具体到中国底层人每日的工价。至于中国人在美国的状况，从留美的中国幼童，到哈佛大学的中文教师戈鲲化，以及访美的直隶总督李鸿章都在《纽约时报》占有一席之地。李的访问更是占了很大的篇幅。更为难得的是还有华人在美国的境遇，他们在美国使用洋泾浜英语的情形，后者尤其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报纸不可能有的独家报道。

    当然，期望该报的报道能为中国近代史增添大量实质性的史料，恐怕不免要有所失望，至少在晚清时期是这样。但通观该的中国报道却能更好了解美国人的中国观，却是确切无疑的。虽然上面提到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美国记者对中国已经出言不逊，但并非所有的美国人尽皆如此。1896年访美的李鸿章仍然受到盛大的欢迎，尽管他是《马关条约》的签订者。主持欢迎仪式的美国将军甚至说，李的访问就像是一个国际大家庭里的大哥哥探访远方的弟弟。

    我们应该向这本书的编者致敬，虽然他不是一位历史学家，在一些介绍性的文字中有时有些失误——如该书《引子》中说：“19世纪中后期，中文报纸与白话文尚未流行”，其实中文报纸在19世纪后期已经流行，但是他却有许多近代史专家所缺乏的敏锐与敬业精神。

    中国近代史基本上是一部与东西方列强侵华过程纠葛而不可分的历史，然而近代史学者对西文与日文材料的利用却很不足。研究西方教会在中国活动的历史的人中，很少有人去阅读伦敦会档案一类原始材料，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变迁的人也几乎不用在香港、上海、广州、福州出版的早期西文报纸。因此我以为《帝国的回忆》这本书的更深一层意义还在于，对《纽约时报》可以这样做，对英国、法国、日本的报纸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只要注意一下《纽约时报》的不少报道是从英国《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等转载而来，就可以知道英国报纸必然比美国报纸有更多的有关中国的报道。而实际上，在晚清，英法两国起美国来，与中国有着更加复杂的关系。至于日本人的中国观也需要我们更深一步的了解。甲午战争前许多日本人都认为政府疯了，竟然要与对自己有恩的中国开战，到了战争打赢之后，日本人的观点有了180度的转变，从此看不起老大中华，以至于二次大战。当然许多人也许没有《帝国的回忆》编者那样的条件，可以利用纽约图书馆，但在国内，还有许多洋人在华所办的西文报刊可资利用，如《北华捷报》一类的库藏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而该报有关中国的某些报道也正是《纽约时报》征引的对象。（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