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记忆

日前，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成为各大媒体追捧的娱乐头条。对于《三峡好人》，贾樟柯说拍的是“变化即将完成的中国”。这部最新的电影，还是免不了被人说起“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古老话题。我还没有看到这部电影，无论是在电影院还是盗版碟都没有看到，不敢妄加评论。只是，忽然怀旧，又想起贾樟柯的《站台》以及那些关于上世纪80年代的记忆。
最近，也许不是最近而是一直，似乎很多人都在怀旧。“我们的60年代”“生于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等等这样的话题，一直是此起彼伏，并还有继续下去的势头。大概是这种有关时间和记忆的话题牵动了太多人的回忆，注定它会这样热闹地继续下去。而贾樟柯的《站台》所诉说的也是一段有关80年代的记忆。
1979年，山西汾阳县文工团。崔明亮和尹瑞娟、张军和钟萍，都是这个县文工团的演员。尹瑞娟是崔明亮倾慕的恋人，两人经常在一起排练，但关系微妙，从未相互表达。张军请假去广州看望姑妈，从广州带回了电子表、录音机和一把红棉牌吉他。两对年轻人开始接触更多的流行音乐，崔明亮开始迷上吉他。团里为适应市场需求准备了一台轻音乐节目，要巡回演出，剧团长年在各个村庄、矿区中漂泊。崔明亮与留在县城的尹瑞娟失去了联系，尹瑞娟开始寻找新的男友。一天，钟萍和张军由于没有结婚而同住，被抓到派出所，从此，钟萍离开了大家，不知所终。苦苦支撑的剧团终于面临破产，最后又回到了汾阳。崔明亮过去的恋人尹瑞娟已是一个税务员，明亮剪掉了一头长发，和尹瑞娟结婚了。此时，1989年正在过去。尹瑞娟抱着他们的孩子，而崔明亮则在沙发上睡着了，似乎时间就在那里停滞下来。
片中导演所用的镜头几乎全是中景和全景，没有近距离的特写镜头，以至在影片结尾处我想看看那个抱孩子的妇女到底是不是尹瑞娟，却怎么也看不清楚，只能根据轮廓来判断。也许这样的镜头，这样的距离正适合回忆的调子，隔着20年的距离再回头看，一切都只是或静止或跳跃的画面，只能远远地看，而不再那么清晰。80年代是改革的时代，一个县里的文工团，最后变成走穴的大篷车；几个热爱流行歌曲的青年，有些梦想，期待改变，却又无力改变什么，改革只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模糊又遥远的梦想，最后他们又回到原点，回到了日常和平庸。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正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国家和时代的变迁注定要在每个人身上烙下一些痕迹，虽然他们个个是卑微的小人物，“正史”中见不到他们任何人的名字，他们不足道。但他们是历史中的人，他们真真实实地那样生存过、努力过，也许最终还是要回到原点。但正是这些零零碎碎构成了“一部普通人的史诗”（贾樟柯语），构成了每个人的个人史，这些记忆和零散对于个人来讲是有意义的。记得中学时大家都在写一句话：我们可以平凡但不可以平庸。十几岁的年纪，模模糊糊地觉得这样的话对自己是一个切实又可行的激励。又是一个10年将要过去，我们太多的人却仍然只是小人物，在自己的轨迹上平凡着还是平庸着？没有谁会给我们答案。
在《站台》里，贾樟柯用近乎旁观的镜头展现了那群年轻人那样的生存状态，诚挚地回忆和诉说自己关于故乡以及80年代的成长记忆。贾樟柯说，80年代是他怎么也忘不了的一个时代，就像压在心里的一个大石头，这个东西不拍出来，他简直就做不了别的事。一直到《站台》，他拍出来了，这块80年代的石头也终于落了地。
对于《站台》，经历过80年代的人会有一些说不出的感动，在人们已经很少感动的年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