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柳德米拉恋恋不舍地告别儿子，告别亲人，与戈宁一同到了北京。谁知，这一别，他们和儿子从此天各一方。
到了北京，国内的生活状况让戈宁大吃一惊，原来，全国人民进入了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困难时期。在分配工作之前，他们住在招待所里，由于“内外有别”，柳德米拉得到了特殊的优待——供应米饭和专门烧的几个菜。但是柳德米拉还是吃不下，到了中国后，特别想念面包、黄油。可戈宁对她说：“这么好的饭菜你还不想吃，我们只能吃窝窝头！”
柳德米拉被安排到友谊宾馆专家招待所当医生，为苏联、罗马尼亚、古巴等外国专家看病，戈宁被分配在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当时他们住在研究院的宿舍里，房间的地面是粗糙的水泥地，水泥粒子不断掉下来，越扫灰越多。做饭用煤炉，柳德米拉这个洋媳妇根本没见过煤炉，也只得硬着头皮生炉子，眼睛被熏得通红，饭还没做好，炉子又灭了。这就是柳德米拉来中国后上的第一课。
上海人都叫她“巴医生”
1966年，戈宁被调回上海，在上海铁路局科研所当工程师。柳德米拉不愿意在家当全职太太，经市人事局安排，到卢湾区中心医院内科当上了医生。这也可能是上世纪60至80年代上海唯一的一名外国大夫。现在想来，在中苏关系恶化、和外国人说句话都要被戴上“里通外国”帽子的“文革”时期，能够接受一位苏联医生来工作，给普通百姓看病，市人事局和卢湾区中心医院领导的勇气让人敬佩。
因为她的姓“巴巴斯基娜”太长了，医院的同事和病人就叫她“巴医生”。尽管她在北京时学会了一点汉语，但坐在门诊室里，病人叽里呱啦的上海话还是让她晕头转向。于是，她就努力学上海话，耐心听病人讲述，开方则用拉丁文，很快胜任了这一工作。她医术高明，曾治好不少疑难杂症，加上看病仔细、态度好，她诊台前排的队要比别人的长。
由于当时上海的外国人很少，加上柳德米拉的打扮在当时一片“蓝海洋”、“灰海洋”中很引人注目，所以经常引起围观。那时正值批判“苏修”，有时还有小孩在背后骂她“苏联特务”。时间长了，随着她在病人中的口碑越来越好，就再没有人骂她了。有意思的是，她到杭州、无锡旅游时，也有人跟她打招呼：“你不是卢湾区中心医院的巴医生吗？”
从1966年到1989年，柳德米拉在上海工作了23年，她于1986年被评为卢湾区卫生局先进工作者。1992年，她还获得了一份《荣誉证书》，上书：巴巴斯基娜同志从事卫生工作30年，特授予荣誉证书。
回上海后，柳德米拉随丈夫和公婆住在一起，婆婆做饭，这时柳德米拉已完全习惯了中国菜，有啥吃啥。当时什么都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只有1斤肉票，外国人有5斤，柳德米拉都拿出来给大家庭共享。后来，戈宁去了“五七”干校劳动，柳德米拉就一人照顾公婆。婆婆得了老年痴呆症，柳德米拉像对待自己母亲一样照顾婆婆。婆婆生褥疮，柳德米拉带药回来，天天给她换药擦洗，直到痊愈。
儿子是永远的牵挂
在那些年里，夫妇俩有一个最大的牵挂，就是儿子。到北京后，柳德米拉曾两次回国看望母亲和儿子，准备等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接他来中国。
儿子阿列克谢在列宁格勒与外婆相依为命，柳德米拉只能寄点钱过去。当时她的工资78元，换成美元寄到苏联，到那里再换成卢布。有时他们也给儿子寄点包裹，寄几件漂亮的童装。对儿子的思念，时常折磨着夫妻俩，给儿子写信是交流的唯一方式。但最为荒谬的是，“文革”期间，戈宁不能给儿子写信，因为他是中国人。信只能由柳德米拉写，他把要说的话通过柳德米拉告诉儿子。
1966年，儿子7岁，柳德米拉申请赴苏探亲，但在那段非常时期，她的申请迟迟不被批准。“文革”结束了，她继续申请，还是没有下文，直到1982年，终于得到了批准。
柳德米拉坐了近一个星期的国际列车，再从莫斯科坐火车到列宁格勒，这时已是1983年元旦的清晨。她按响了门铃。“这是谁啊？哦，是妈妈！”儿子又惊又喜。柳德米拉把日思夜想的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母子重逢这一刻，实在来得太晚了。儿子已经是25岁的大小伙子了，长得既像妈妈，又像爸爸，高大帅气。令她欣慰的是，阿列克谢“子承母业”，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市急救中心当了一名医生。
最令柳德米拉遗憾的是，含辛茹苦把儿子养大成人的老母亲，已经于半年前去世了。
此后，儿子每两年来一次上海，还带着媳妇一起来过。柳霞和戈宁也多次去过俄罗斯，还见到了可爱的孙女儿。如今，从上海到圣彼得堡7000公里的距离，不再遥远。
夫妻俩五十年没红过脸
记者问柳德米拉：您为什么感到幸福？她说：“我为有这样一个丈夫而感到幸福。他为人很好，知识渊博，教会我很多东西。他还喜欢文学、音乐，还是一位书法家。”戈宁是上海铁路局科研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在铁路、地铁建设方面作出过很大贡献。他1988年离休后，又被单位返聘了多年，发挥余热。他的书法作品还展出过。离休后，戈宁也时常带柳德米拉出去旅游，两人的晚年生活平静闲适而丰富多彩。
令人惊奇的是，这对夫妻50年来没红过脸。人们常说，没有不吵架的夫妻。像戈宁和柳德米拉这样，是很罕见的。他们俩性格都很温和，互相谦让，遇到有不同意见，总有一方先沉默。但更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心中那份沉甸甸的爱。
在老人家里，记者看到了一批特别的彩色照片，这些照片摄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照片上的柳德米拉身着漂亮的服装，在花丛中笑得无比灿烂。照片不是着色的，色彩鲜艳而自然，好像新的一样。原来，戈宁当年喜欢摄影，用做幻灯的“反转片”给柳德米拉拍了许多照片，摄影技术也很高超。时隔40多年，他一直保留着这些底片，最近又去冲印了出来，难怪效果那么好。
戈宁感叹，柳德米拉跟着他到中国来，作出了很大牺牲。她是独生女，母亲和姨妈对她很娇惯，到了中国，她不仅经历了缺衣少食的三年困难时期，而且和上海人一样在狭小的房子里生活，挤公共汽车上班，在家里她又像俄罗斯妇女一样，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同时，她又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成为一个受病人欢迎的好医生。
当年，像柳德米拉这样和中国留学生结婚后来华的俄罗斯女性，上海共有4个，有两人在大学里教俄语，一人没有工作。但后来由于政治运动频繁、社会动荡，孩子没有书读，她们都和中国丈夫离婚，回苏联去了。只有柳德米拉，历经生活的艰辛、政治的风雨，仍忠贞不渝，无怨无悔，将自己的命运和上海这座城市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去年，圣彼得堡市政府代表团访问上海，给柳德米拉颁发了一枚卫国战争勋章。当年列宁格勒遭遇德国法西斯围困，饿死、冻死了100多万人，所有经历了那段极度艰苦岁月的俄罗斯人，都能够获得勋章。故乡没有忘记远在上海的柳德米拉?巴巴斯基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