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雁鸿严肃地告诉韩子健：“你在还没有与我离婚的情况下，又与梁亚红以夫妻的名义同居，已经构成了重婚罪。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你回到家庭，我可以既往不咎；要么你跟梁亚红在一起，我会把你送上法庭！”
一旦朱雁鸿真的以重婚罪把自己告到法院，那种结果不但会两败俱伤，而且很可能毁掉自己的一生。在韩子健的哀求下，朱雁鸿心软了。
朱雁鸿其实并不想真的离婚，她只是想从梁亚红身边拉回丈夫。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她向韩子健提出，为了防止韩子健再次出轨，必须签订一份协定。此时，韩子健只好满口答应。
2004年7月3日，韩子健与朱雁鸿签订了一份《婚内财产约定》。在这份约定中，明确了双方如果离婚，他们所购买的一套价值80余万元的房屋归朱雁鸿；朱雁鸿驾驶的一部轿车是韩子健送给朱雁鸿的生日礼物，归朱雁鸿所有；朱雁鸿名下的个人存款归朱雁鸿所有。
这份协议的最后一条，这样写道：“由于男方在2001年到2004年的3年多的时间，与该公司副总经理梁亚红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令外界误认为该二人为夫妻，其行为严重损害女方名誉，背叛了婚姻和家庭，男方为此向女方赔偿精神损失101万元，离婚时还清。”
这份协议不但把家庭财产的归属权全部掌握在朱雁鸿手中，此后家庭的所有支出由韩子健承担，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下一步双方离婚，韩子健必将承担101万元的精神损失费。
《婚内财产约定》没有留住丈夫
在起诉书中，朱雁鸿提出9条关于财产分割的要求，想以此吓退韩子健。
在协议签订之后，韩子健有意疏远了梁亚红，梁亚红也心知肚明。她明白韩子健的处境，此时，她不想给韩子健更多的压力。但是，她依然默默承受着压力，努力帮助韩子健打理公司业务。
但是不久，韩子健再次与梁亚红重修旧好，又以工作忙为由，开始夜不归宿了。朱雁鸿再次陷入了苦恼的深渊。虽然已经有了财产协议作为婚姻的一道保障，但梁亚红的阴影始终在朱雁鸿的心底挥之不去。
有一次，朱雁鸿在丈夫的手机上发现了一个非常频繁的可疑号码，朱雁鸿试探着打了过去，果然是梁亚红的。回家后，朱雁鸿又与丈夫激烈地吵了一架。这次韩子健生气地说：“梁亚红是我公司的副总经理，我们现在只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你不要把别人赶尽杀绝！”
丈夫的婚外情严重地影响着朱雁鸿的生活。在过去的日子里，朱雁鸿控制韩子健的财政大权，本来她以为只要管住男人的钱包就会管住他的脚步，但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了。
朱雁鸿在思考着对策，她绝不能坐视她的家毁在“插足者”手中。从此，她开始与韩子健吵闹起来，想以此达到让韩子健回归家庭的目的。她抱定自己是无过错方的心理优势。但是，韩子健却变得越来越陌生了，到最后，他不但连一分钱家用都不给，反而还经常不回家了。
此时，朱雁鸿开始检讨自己，这时候她才明白，仅仅靠控制住丈夫的财权，是无法挽回丈夫的心的。梁亚红当初对韩子健说过永远不向他提出非分要求，在她看来，女人依靠一个男人就是想过得更好，一个善解人意的女人比任何金钱都重要，而自己的失误就在这里。
韩子健和朱雁鸿闹离婚的消息，很快在亲友圈里被传得沸沸扬扬，她无奈之下决定背水一战——到法院起诉离婚，这也许是她在保卫婚姻的战斗中最后可能获胜的一线希望了。因为按照《婚内财产约定》，如果离婚，韩子健必须拿出几百万元的家产给她，也许韩子健会因此回归家庭。朱雁鸿想，一个男人不会因为一个女人既放弃家庭又放弃巨额财产的。
于是，朱雁鸿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在起诉书中，朱雁鸿提出9条关于财产分割的要求，想以此吓退韩子健。但是，令朱雁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韩子健居然以两人感情完全破裂为由同意离婚。
此时，两人的感情已经到了覆水难收的境地。由于《婚内财产约定》涉及了财产分配、孩子抚养、精神损害赔偿等多项内容，法院认为这份约定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愿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应为有效，并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在准许朱雁鸿与韩子健离婚的同时，判令女儿由朱雁鸿抚养，韩子健每月给付抚养费5000元；除了房产、轿车等财产判归朱雁鸿所有外，还将韩子健公司的股份折价给付朱雁鸿70万元，当然，朱雁鸿还得到了那101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
就这样，这对相恋8年又共同生活了13年的夫妻劳燕分飞了。
突然的感情变故摧毁了朱雁鸿对于幸福家庭的幻想，她甚至萌发过要起诉丈夫重婚罪的念头，但面对忏悔的丈夫和年幼的女儿，朱雁鸿的心又软了下来。在遭受伤害之后，她不自觉地产生了保护自己的想法，但是这种与丈夫签订《婚内财产约定》的做法，却没能留住丈夫出轨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