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一位取得博士学位、就读哈佛大学的旅美华人，年届50岁时毅然选择回国，在北京市大兴区一个院子里办起一所非营利性、全部招收在京农民工子弟的中学。
一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曾对郑洪说：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就是解决这些孩子有书读，让孩子们不失学、能读上书就很好了。郑洪不赞同，她的目标是提供优质教育。
2007年的儿童节前夕，在北京邮电大学体育场，郑洪校长带着蒲公英中学代表队参加了一场趣味体育比赛。比赛倡导一种全新的体育教学理念，将那些占用较大场地、对抗性较强的体育项目比如篮球、足球等加以“变身”，分解为传球、拍球等若干个独立的趣味性动作。这既能缓解农民工子弟学校体育场所和设施匮乏的矛盾，又强调趣味性，有助于培养弱势群体学生的自信心。
参加这次比赛的学生来自北京18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据比赛组织方介绍，蒲公英中学是参赛学校中唯一由校长亲自带队参加的学校。学校精心挑选了参赛队员，他们不是某个体育项目的佼佼者，相反，他们是害怕、不愿参与这个体育项目的学生。学校希望他们通过这个比赛，感受到体育活动的乐趣，发现自己的优势、战胜自我。这与郑洪办学的构想相吻合。
“让孩子接受教育永远错不了”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寿宝庄，拐几个弯就能看到路边一座砖砌的三层小楼，这就是蒲公英中学。这所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学校是北京市第一所全部招收农民工子弟的中学，是第一所民办的非营利性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郑洪女士是一位旅美博士。
郑洪很少谈及她的个人经历。她觉得自己的经历并没有过多传奇色彩，她今天的事业只不过源于她一直想为祖国做一点实事。
郑洪从小家境优越，出生于老干部家庭。她曾是北京地质大学古生物系的副教授，取得博士学位。1992年赴美，49岁那年，已在美国打拼多年的她，决定攻读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就是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她萌生了回国办学的想法。
形成回国办学的念头，郑洪归因于两点。一是有感于他人的帮助。郑洪刚到美国时，工作和生活上都曾面临困难。用她的话说，那个时候，有很多原本可以不帮助她的人，却都选择停下脚步来帮助她，而不是漠然地从她身边走过。这让她感触很深。
因此，在美国的几年里，郑洪一直热心公益活动。她每到一个城市都登记进行志愿者服务。她说，第一次到一个社区里为艾滋病病人做志愿者服务，在准备食物的厨房里她遇到了一位上年纪的黑人女教师。这位黑人女教师在假期中每周花3天时间到老人公寓里给老人洗衣服，另外两天来这个厨房里帮助准备午餐。她这样奉献自己，让郑洪深受感动。
从参与普通的公益活动到投身非营利性组织，郑洪的这一步跨越源自她结识了一位杰出的美国女性。弗朗西斯担任着世界上最大的专门服务于女孩的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获得过美国总统勋章，郑洪和她成为莫逆之交。这段友谊对郑洪今后发展非营利组织，产生了很大影响。
回国办学的第二个动因在于郑洪对于光阴的感慨。因父母在“文革”中被关押，郑洪没能如愿升入大学。多年后她才有机会在她自己并不十分喜欢的微体古生物领域进行深造。这段经历让郑洪格外珍惜时间。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后，年届50岁的她，忽然产生一种为祖国做点实事的冲动。她认为，过了50岁要想做事情，就不能再浪费时间，不能只停留在表达愿望或批评、评价社会的层次上，而是一定要见到结果。
郑洪选择办学其实源自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在她看来，“让孩子接受教育是永远错不了的，而且不管最后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做一定比不做好，所以我选择做。”郑洪最终决定为城市里的最弱势群体办一所学校。这个想法成熟后，郑洪确立了学校的两个原则，一是非营利性质，经费以吸纳捐赠为主；二是生源全部招收在京农民工子弟。
取得办学资质并非易事
办学的想法简单，但办学本身却绝非易事。2005年夏天，郑洪开始筹备办学。她将校址选定在大兴区西红门镇寿宝庄，村里一家开关厂的旧厂房被她以每年30万元的价格租下来。她重新修葺了房屋，油漆了铁门。在学校的硬件设施上她做了如下描述：学校占地15余亩，建筑面积近4000平方米。有教室20间，另有物理、化学、生物和计算机实验室，还有图书馆和阅览室。学校有食堂供师生就餐，还有可容纳近250名学生的宿舍。
郑洪确定农民工子弟这个群体，当时的想法是想办一所专门的学校来填补在京务工农民工子女接受基础教育的空白。当时的背景是，北京已有数百所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学校不仅几乎都是营利性学校，而且绝大多数都处于“非法办学”状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约1．5亿农民进城务工，近2000万流动儿童随父母进城，从那时起农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民办学校成为农民工子弟接受基础教育的重要补充力量。在郑洪筹备办学的2005-2006年间，据北京市教委的统计数据，北京市有近40万农民工子女，其中1/3就读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此类学校达到350所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