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败正进入攻坚阶段，许多制度设计直指决策部门。有人疑问，反腐败机关官员产生腐败，应该由谁来解决？

    当年香港设立廉政公署时，面临同样的问题。廉政公署需要廉政官员，可是在当时的警察部门中，很难找到洁身自好、一尘不染的执法官员。香港当局采取的办法是，建立豁免制度，凡是在加入香港廉政公署之前存在的问题，一律不究；凡是在加入廉政公署之后出现的问题，一律严惩不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给廉政官员戴上了“金钟罩”，刀枪不入。针对反腐败官员自身存在的问题，西方一些国家建立了独立检察官制度，通过独立的检察官，调查揭露反腐败系统中官员存在的问题。由于这些独立的检察官是随机产生的，所以，不会出现体制性的腐败；由于这些检察官直接对最高权力机关负责，所以，他们不会因为个人的利益而屈从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

    借鉴经验，中国反腐败官员在根据财产申报制度和公民举报制度，对党政官员腐败行为进行调查时，可以享有司法机关所享有的一切权力。但是，反腐败官员必须随时向公众报告案件调查的进展情况，必须接受最高权力机关的质询。如果反腐败官员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暗箱操作，或者只对权力机关负责，而不对选民负责，那么，反腐败官员将很快堕落成为腐败官员。

    反腐败必须坚守程序正义，不能一方面寄希望于反腐败官员查处案件，惩治腐败，而另一方面又对他们施以种种限制，使他们缩手缩脚，不敢深入揭露案件。中国在反腐败制度设计上经常陷入“死胡同”——反腐败赋予司法机关更多的权力，而司法机关的权力越大，产生的腐败问题就越严重。其实，授予反腐败机关更多的权力，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受监督，在法律体系内应当建立独立检察官制度；在法律体制之外，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监督。只有这样，才能走出反腐败的历史窠臼，才能建立一套体制内与体制外相结合、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反腐败法律体系。

    如果担心反腐败的官员自身存在腐败，而不敢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那么，反腐败工作就会半途而废；如果在反腐败制度设计上叠床架屋，建立一种层层授权的反腐败体制，那么，就会重蹈我国反腐败的覆辙，最终把制度性反腐败工作，变成人治思想指导下的反腐败行动。

    要彻底摆脱运动式的反腐败模式，旗帜鲜明地建立独立的反腐败队伍，应该放手让反腐败的官员，彻底查处腐败案件。如果反腐败官员自身面临指控，不能由上级主管官员组成专案组开展调查工作，更不能由上级主管官员以人格担保，使腐败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而应当由最高权力机关建立独立检察官制度，针对反腐败系统中官员的腐败问题，进行专项调查，并且把调查的结果公之于众。如果缺乏这样的制度设计，反腐败官员将会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将会因为权力缺乏而无法开展工作，将会因备受公众的怀疑和指责而产生抵触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