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的打工仔曾水林为讨要老板欠下的5000多元工钱，挽救自己受伤的弟弟，两次上演“跳桥秀”后，被送进了劳教所，成为国内首起因“跳桥讨薪”而被劳教的案例。（《今日安报》8月31日）

　　近年来，因讨薪而跳楼、跳桥以至自焚的事件频频出现，以至于人们开始产生“审美疲劳”，舆论也异口同声地称之为“跳楼秀”、“自杀秀”，甚而将其定性为“劫持大众”、“要挟社会”，要求予以严惩。正是在这样一种舆论背景下，“跳桥讨薪”的曾水林成为第一个被劳教的“倒霉蛋”。笔者认为，这个案例于情于理于法都存在诸多可质疑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开了个恶例。

　　也许有人会说，“自杀讨薪”是一种“要挟社会”的极端的方式，不是依法维权的正途，既危害自己的生命，也扰乱了社会秩序，如果不严令禁止将会有损社会和谐。这话看起来颇有道理，但这是站在“社会本位”的立场上说话，却漠视了对讨薪者个体利益的考量，因此，注定是片面的。

　　自杀讨薪者大多是社会底层民众。首先，他们的生活资源极度匮乏，被拖欠的工钱或许在一些人看来微不足道，可对他们而言，却可能是生存的希望，是天大的事情；其次，他们大多既缺乏法律知识和意识，也缺少依法维权的能力和资本，自杀讨薪几乎是万般无奈下维护自身权益的唯一方式；第三，法律体系的漏洞和诚信体系的缺失，让欠薪者怡然自得，无形中增强了讨薪者的不公正感；第四，除了讨薪不成极度失望，进而产生轻生念头外，大多数自杀讨薪者并无要乱社会秩序危害他人利益之动机和后果，他们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方式，是想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祈求社会的帮助。

　　因此，“自杀讨薪”的本质是，法律与社会系统没有为讨薪者提供现实、便捷、低成本的管道，使得讨薪者的合理要求得不到体制内的合理解决，导致讨薪者不得不从体制外采取“作秀”的方式寻求公正的出路。对此，我想，社会应该给予最起码的同情，而不是厌恶和排斥；责任部门应该致力于健全法律和社会资助系统，而不是一味“棒喝”、“严惩”“自杀秀”。

　　企图通过“外科手术式管理”杜绝自杀讨薪行为的做法，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认为，曾水林“跳桥讨薪”尽管给有关部门带来了“难堪”和“麻烦”，但因此而将其劳教一年，却是开了个恶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