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一些部委官员应该会感到心情郁闷：他们会蓦然发现，不知从何时起，自己颁布的政策和规章，不再说一就是一；自己所走的步子，不再那么安然自若。从文化部的“午夜2点后禁止娱乐场所营业”，发改委的调控政策，卫生部的“不要妖魔化医务工作者”论调，到药监总局在苏丹红、博士伦、欣弗药等问题上的表现，到广电总局“五类广告禁播令、境外动画片限播令”，再到这次林业局“野生动物狩猎权”的拍卖……每一项政策的出台，常常要面临大众媒体、网络言论与大众舆论空前的非议与质疑。

　　从民主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这当然是好现象：光靠部委官员们关起门来研究出的政策，毕竟是靠不住的，罔顾民意与脱离实际的事情，难免不发生。任何政策，只有经过充分博弈，才能期待实现和谐，而民间舆论的充分介入，不啻一种民主参与的实现。说起道理来大家都懂，但当信息公开给政府行为制造出一个个“绊脚石”的时候，让作为当局者的部委欣然接受“民主”所带来的“附带效应”，总还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谈到美国推行民主政策的社会表现时描述说：“你一踏上美国的国土，就会觉得置身于一片喧闹之中。嘈杂的喊叫四起，无数的呼声同时传到你的耳鼓，每个呼声都表达某一社会要求。你举目四望，看到人们都在活动……公民们集会在一起，有的是专为宣布他们不赞成政府的施政。”民众的热议与喧嚣，常常并非我们想象中的洪水猛兽，而常常是民主时代的附生物。中国人常常被一句老话束缚住了，这句话叫做“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但不议的庶民，显然只是被统治的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况且，“庶民不议”的“议”，多指非议，焉能等同于今天民主政治的“议政”？现代社会应当“天下有道，则庶民议”。百姓多议，有议的途径，才说明社会正常运行，才能有利于最终科学决策的形成。

　　韦伯断言，现代国家的强盛，必然是以大众民主为政治基础。延展而来，大众民主的盛行，必然以大众对于政治的参与得到满足为基础。作为国家各部委，不仅需要有倾听民众议政的胸襟，更需要有吸纳百姓意见的智慧。而现代政治的基本任务即在于创造一个政治过程，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意志。

　　哈贝马斯指出：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形态都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即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忠诚的问题。显然，维护政府的合法性权威，不能光靠“关门行政”，更不能光靠“强权行政”，一种制度、一项政策要赢得人们的承认，需要借助充分的社会论证，最大限度地获得民意的支持：没有比获得最大多数民意支持更具有合法性的政策了。

　　从过去的反常平静到今天的正常质疑，从传统的权力权威走向未来的法理权威，这是民主政治建设必然要经历的过程。重要的是，面对大众媒体、网络言论与大众舆论空前的非议与质疑高潮，部委的官员们不必恼羞成怒，更不能裹足不前。经历过此般热议高潮考验的政府，才能更加理性，更趋科学，获得更多的权威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