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哲学乌鸦”之称的黎鸣先生日前宣称，他运用老子的“三生万物”原理，独辟蹊径破解了顶级数学难题“四色原理”，却遭到学术打假斗士方舟子的质疑，于是黎鸣在博客里下战书，要求与方舟子对决：“如果破解四色定理失败，黎鸣先生愿按照协议，文明地进行自杀；如果破解四色定理成功，方舟子先生愿按照协议，文明地进行自杀。”（8月16日《信息时报》）

　　这起发端于“学术之争”的“学术闹剧”，极大地凸显出当前学术争论中带有的急躁的、恶毒的、畸形的、抽搐的批评本性。比如，对于黎鸣宣称的学术成果，在其论证过程尚未公布的情况下，学术打假斗士方舟子就立即给予断然的质疑否定，而黎鸣先生却迟迟不公布其学术证明，而以“自杀协议”的形式，面对这样的学术之争。显然，这无助于净化学术空气，也无助于推动理论的深化思维。

　　事实上，当学术争议以人身攻击、诋毁谩骂来进行，甚至发展到“生死对决”的形态，这样的学术争鸣，也很难还能具有什么科学精神与文明价值。黎鸣先生称：“除了这种看来‘极端’的做法，我的确不知道还会有其他什么办法，才能消除今天的这些实在无聊之极、丑陋之极，而且更愚蠢之极的口水战。”尽管我并不认为，作为学者就非得具有所谓的“儒雅和克制”性格，但是，我还是为这样充满暴力与生命漠视的“文明对决”感到战栗不已。

　　“所有的自杀都是他杀”，这是无数社会学者作出的论断。现在，这份“文明自杀”协议，更是以直接粗暴的形式，让自杀中赋含的“他杀”的力量尽显无遗。这样来自所谓学者的“文明对决”，实际上就是对文明的最大的羞辱，这样的学术之争，就是最没有科学理性的争议。毕竟，作为学者，面对学术之争，最起码不应抛弃更为权威健全科学的评价机制，也不应放弃社会实践检验学术成果途径。

　　我想起学者贺雄飞先生曾说：“外国人的知识分子定义有三个含义：一、社会的良心；二、智慧的传播者；三、对真理与神圣的怀疑者。”在这起充满诋毁谩骂的无聊丑陋的学术之争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学者的充斥着阴暗心理以及暴力泄愤的情绪。试想，当学术之争失去了基本的科学的方法与宽容的气度，这样的争论，难道不是对学术的自毁？这样的争论，又如何传播智慧？这样的行为，又岂不是在绞杀言论自由？

　　特别是以“自杀对决”态势对待持不同意见者，让我们看不出，作为知识分子与学术精英本应具有尊重“对真理与神圣的怀疑者”的精神。这样以暴力与漠视生命的方式对待学术分歧，让我们只看到学者在企图绞杀言论自由，在侮辱科学的理性，在冒犯文明的尊严。面对这类不具有起码的科学理性与文明品质的所谓“学”，又指望他们去谈什么社会良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