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说：“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8月23日《瞭望东方周刊》）

　　官多为患是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张全景的说法可谓一语中的。官多不仅使一些地方的财政沦为吃饭财政，而且在一些地方甚至连吃饭也要靠财政转移支付来支撑。如此，官员自身的吃饭已成问题，哪还有资金投入用来“为人民服务”？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历史上官民的比例在西汉时是1：7945，在唐高宗时是1：3927，在清康熙时是1：311，在建国之初大约是1：600，目前则达到1：28左右。百姓供养官员人口负担比西汉时增加了280倍，比建国初期增加了20倍。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口已经成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沉重的翅膀”。况且这些官员中有的还存在严重的腐败和亚腐败问题，如此，财政供养他们的就不仅仅是吃饭问题，还要额外为他们各种腐败和亚腐败的公款消费“埋单”，甚至要成为他们明目张胆“捞”的对象。这势必会成为增加群众负担的“一座大山”。

　　好在中央有关部门也看到了张全景所说的官多为患的严重性。也正因为此，中央有关部门杜绝“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以及旨在通过规定任期、废除官员终身制、规范官员廉洁从政的一系列法规文件，来解决官多为患问题。如最近中央发布的规范党政领导干部任期、交流、回避的有关规范文件就具有这个目的。但是，解决官多为患问题绝不仅仅是规范任期、交流和回避这些问题，关键一点是要解决好干部的“出口”问题。如果不能真正解决干部能进不能出的问题，不管干部的任职期限规定得多么严格，那么任职到期的干部仍然只是在官场的体系内循环，就仍然解决不了官多的根本问题。而官多到无所事事，甚至互相牵扯必然就少不了“为患”。因此，解决官多为患问题需要从提高执政能力，维护执政稳定的大局出发，下狠心在干部管理体制上做根本性的改革，而不是做细节上、局部上的修补和完善。唯其如此，才有成效，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