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廉政公署 30 多年来追讨前“四大探长”涉嫌贪污所得的财富，终获突破进展，律政司代表廉政公署 5 月 29 日宣布，已经与其中一名总华探长韩森的家人达成庭外和解协议，对方同意交出总值高达 1.4 亿港元的资产。（ 5 月 31 日《新京报》）

　　说起来，韩森也该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逃贪官”了。他于 1969 年升为总华探长，至 1971 年 8 月退休离港时，资产总值达 415 万元，超出其官职收入 20 多倍。香港廉署在 1976 年引用《防止贿赂条例》第十条，起诉韩森“财富与官职收入不相符”，追溯期始于 1971 年。由于当时韩森已经移民加拿大，香港法庭于当年发出通缉令，并申请将涉嫌受韩森操控的资产冻结。其后韩森在加拿大被捕，但在引渡聆讯中胜诉，并转到台湾定居，至 1999 年病逝。

　　韩森病逝后，香港律政司仍于 2000 年代表廉署，通过民事诉讼形式向韩森的亲属追索，最终得以追回这笔过亿资产。“拿的要送回来，吃的要吐出来”，本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但香港廉署显然没有满足于赃款的“如数”追缴，韩森的家人于 35 年后所交出的资产，是这位“外逃贪官”当初贪污数额的整整 35 倍！

　　
　　这种对贪官极其严厉的追赃制度无疑给我们一个启迪。据公安部资料显示，到去年底，我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尚有 500 多人（其中多为贪官），涉案金额达 700 亿元人民币。这不仅给国家和集体利益带来巨大损失，也揭示出我国刑事审判制度的尴尬：我国法律中没有“缺席判决”的规定，致使检察机关无法提起公诉；同时在“刑事优于民事”司法原则的前提下，法院又不能直接对贪官们的财产做出判决。公款的孳息也姓“公”，赃款的孳息也姓“赃”，追缴赃款及其孳息也是理所当然。如果我们对下落不明的贪官就民事赔偿部分先行提起诉讼，即使不能及时抓到他们，亦可以缺席判决，然后通过民事诉讼形式，向贪官及其亲属追索赃款及孳息——就像香港廉署这样，在贪官客死他乡数年后，仍坚决把其赃款及赃款的孳息追回，毫不留情地剥夺贪官及其家人因腐败行为而获得的利益——这种与“外逃贪官”“算账”的法子，我们何尝不能“拿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