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将贪污贿赂犯罪和金融犯罪纳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以加大反洗钱、反腐败力度，及时阻止资金外流。

　　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就是产生犯罪“收益”的犯罪。刑法过去规定的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只包括4种，即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司法实践表明，一些腐败分子常通过种种途径将贪污受贿所得披上合法的外衣，不仅可以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还可用来投资和进行再增值，而洗钱行为掩盖了腐败分子收入的性质和来源，给反腐败斗争增加了难度。因此，贪官“洗黑钱”的危害程度比“传统”的洗钱犯罪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国于2000年就加入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该公约已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有经济利益”的犯罪，包括贪污、受贿等公职犯罪。因此，将贪污贿赂犯罪纳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既是履行国际公约义务、对国外反洗钱经验的借鉴，也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迫切需要。

　　但是，通过反洗钱进而打击腐败，却离不开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这一前提和基础。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最早起源于230年前的瑞典，并被世界许多国家借鉴，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机制，被称为“阳光法案”，上世纪80年代后逐渐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并完善。在我国，1995年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也曾联合印发了相关规定，要求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必须向本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申报。但由于缺乏公众和媒体的监督，这项制度实际上没能得到严格执行，更没有形成法律。反洗钱必须加强对资金流动的管理与监测，对开设银行结算账户资料的真实性、合规性进行严格审查，通过对客户账户使用情况的了解，掌握资金活动特点和变动规律。而严格的账户、储蓄实名制度，动产、不动产、股票证券等收入的申报制度，不但是打击洗钱犯罪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基本内容。因此，如果没有“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防范贪官“洗黑钱”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句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