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常宁市一位村主任蒋石林，以一名普通纳税人的身份将常宁市财政局告上法庭，要求法院认定财政局超出年度财政预算购买两台小车的行为违法，并将违法购置的轿车收归国库，以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中国青年报》 4 月 5 日 ）

　　在这个报道中，有着诸多让人眼睛发亮的东西，但最让笔者有话想说的，莫过于这么一段话：在这一案件中，我们的预算执行制度、预算监督制度、行政答复制度、人大监督制度，似乎都失灵了，最后竟要靠普通纳税人通过公益诉讼的途径，才能把监督权落实到位。笔者认为，这段话间接指出了未来法治中国的一个发展方向，那就是以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来有效面对以及弥补各种所谓的制度失灵或制度缺位。

　　这些年来，在许多场所，许多时候，我们几乎可以经常看到各种制度失灵或缺位的报道。每当出现一些消极的社会问题，几乎都会有人说，这是因为相关的制度失灵了；或者有人说，这是因为在这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位。应该说，在许多时候，在许多领域，确实会存在着制度失灵或制度缺位的问题。由于受制度制定者素质、认知水平等各种因素的限制，任何制度设计和立法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不可能包容一切，都会相对滞后于时刻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因此，很多时候，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当我们遭遇所谓的制度失灵或制度缺位的时候，作为公民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制度治理固然能体现出稳定、标准单一等优势，但其同时也容易滋生一些其他相对负面的东西，比如长期的制度万能，比如繁多的法规制度，往往容易使人出现一种过于依靠制度的消极等待状态，逐渐丧失应有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勇气，逐渐丧失法治社会极为需要的伦理人格。因此，这就需要人们主动摆脱那种过于依赖制度的思维，通过强化、张扬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来及时、有效地发现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来促进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良性运转。

　　因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蒋石林的这种行为，无疑具有极强的标本价值和辐射意义。或许，在那些开口闭口必谈制度建设、强调制度理性的人看来，蒋石林的这种行为，无疑有些幼稚和冲动；或许，在那些对各种公款消费和腐败早已逐渐习惯的人看来，蒋石林的这种行为，无异于“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社会上能够涌现出更多类似蒋石林这样的人，那么，纵使在许多领域确实存在着所谓的制度失灵或制度缺位，我们也能以较为到位的公民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来及时、有效地弥补制度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