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亿万身家的煤老板一掷千金，一面是触目可及的贫穷落后。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山西省提出了建立“以煤补农”机制，以期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背景下求得共同富裕、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的新思路，而在此前山西省各地有了“以工哺农”、“劝富济贫”等各种形式的共富模式。（ 4 月 3 日 《民主与法制时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认为，“一个社会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可以说贫困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了一个困扰中国乃至世界的难题。据统计，全世界 60 亿人口中，日均收入不足 1 美元的贫困人口达 12 亿，而中国目前就有 1.5 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世界贫困人口的 1/8 ，居世界第二位。

　　作为一项世界性难题，怎样解决贫困，在国内外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比如印度就通过立法，决定每年政府斥资 4000 亿卢比（约合 800 亿元人民币）解决贫困问题；孟加拉国通过发放贷款资助贫困家庭，靠自力更生发展个体经济来解决贫困问题；而巴西则制定实施“零饥饿计划”，同时通过发展教育提高劳动技能来解决贫困问题。现在山西一些地方实行的“以工哺农”、“劝富济贫”和当前举国家之力实施的“新农村建设”，都是一种解决贫困、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但是，正因为贫困问题的艰巨和坚韧性，解决贫困问题就绝不是如此简单。就像解决世界范围内的贫困问题不能靠少数几个西方大国的施舍一样，解决国内某一局部地区的贫困，同样也不可能靠少数富人的善心或良心。

　　造成贫困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外，很大程度是由制度而不是所谓的个人性格造成的。有学者甚至断言，“穷人太穷”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获取的机会太少，更是因为他们在被以各种方式不断地剥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就认为，中国需要一场制度革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局面。这种长期实行的不公平、不公正制度本身就严重地限制农民人身自由、妨碍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这是农民人均收入相对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

　　因此，解决贫困的根源问题就应该靠制度变革，而不是靠“劝富”之类的细枝末节上的修修补补。就拿“新农村建设”来说，尽管它不失为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和贫富差距的良策，但是，如果制度不完善，富裕的机会不公平，国家下大力投资的 6000 亿就很难用到该用的地方，发挥应有的作用。近日，《学习时报》刊文说，中国至少有公车 400 万辆，一年光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就高达 6000 亿元以上。这个数据正好相当于新农村建设资金的总数，也相当于国家一年财政收入的 20% 。另据世界银行估计，在“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的失误率就高达 30% ，资金浪费大约 4000 — 5000 亿元，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5% 的平均水平。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 1 万亿元以上，政策性浪费已经严重阻碍了发展。

　　发展机会的不均等、政策性缺陷、制度性不公等造成的贫困和落后问题，绝不是靠道德和劝说能够解决的。“当官的品质富有，老百姓的钱包才能富有。当官的品质贫穷，老百姓的钱包肯定贫穷。”尽管这种“官品富百姓富”的朴素思想出自一个小学尚未毕业的“童话大王”郑渊洁之口，但我相信这也许比任何学者专家的理论更适于解决中国的贫困和贫富差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