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第十届全运会上出现的假摔、罢赛、下跪、服用兴奋剂等一系列丑闻，有人指责中国的竞技体育体制，认为“举国体制”已不再适合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对此，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新任司长张海峰在日前召开的全国日报体育新闻学会年会上坦言：“就现阶段而言，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绝对不能丢！好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十分羡慕我们的‘举国体制'。”（ 1月17日《大众日报》）

　　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十分羡慕我们的“举国体制”？我想这也许是有可信的成份吧。不过在选择信以为真之前，仍有厘清之必要。毕竟“国家”之谓，不好一概而论，所以必须搞清的是，到底是谁在羡慕？是那些国家的国民、政府，还是运动员，或是体育官员？

　　我想肯定不是前者，因为一旦举国体制，就需要将大量纳税人的钱投入到体育事业中去，这对于已经习惯了不以税款养活运动员的国民及政府而言，他们当然是不能赞成的。如此以来，持羡慕心态的只能是后者了。对于运动员来说，他们羡慕的是举国体制之下以国家之力对其一包到底的做法；对于体育官员来说，他们羡慕的是举国体制所赋予他们的巨大的经济及话语权力。所有这一切，能不让人羡慕吗？

　　我们可让西方发达国家“羡慕”的东西多了，岂止一个举国体制？中国一位市长表示他将支付一位美国市长访华一切费用的“慷慨”，不也曾让一位对方大表“羡慕”吗？可见羡慕归羡慕，未必表示赞成，未必表示合理，亦未必表示人家有意将这种举国体制“拿去”为他所用。

　　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中国，为什么除了只有足球在行政与市场中左冲右突之外，整个体育体制基本上仍是铁板一块，毫无松动？当举国体制已经导致假摔、罢赛、下跪、服用兴奋剂等一系列乱象，当舆论对于举国体制从未停止过一轮又一轮的批评之中，为什么一再有人为举国体制辩护？其实正是既得利益者的一种利益本能。

　　这正是明眼人所指出的一个不能轻视的因素，就是在中国的体育界，围绕着体育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形成了一个体育官员、获奖运动员及其教练，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利益链条。正是这群举国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阻碍了中国体育从金牌体育到群众体育的转变，也最终使得“举国体制”成为官僚体制，“金牌工程”沦为面子工程，更使得原本紧缺的公共财政遭到浪费。

　　一方面，好多西方发达国家的“羡慕”不足以成为举国体制合理的理由；另一方面，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也大多放弃了公共财政支撑出的浮华的竞技体育模式，绝大多数的市场经济国家，运动员体系虽呈现从业余转向职业化趋势，经济资源获得仍不改依赖市场与非政府组织途径。在这种大势之下，依然声称“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绝对不能丢”，无疑是举国之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