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情监督站帮村官掌正“印把子”
给村民一个放心，还村官一个清白
这是一个历史难题：当村干部决策不民主、村务不公开、财务不规范，原有监督组织监督乏力时，由谁来实施监督？当非党员村干部违法违规不够司法机关立案标准，纪检监察机关又无法监管时，由谁来组织查处？当村民依法提出罢免村委会成员，村委会自身又不组织召开罢免会议时，由谁来组织启动罢免程序？当村干部与村民由于缺少沟通造成误会，干群关系紧张时，由谁来组织协调？
村民自治实施20多年来，对村委会和村干部如何开展监督，各地一直处于摸索之中。分散性的村民个体由于受其独立性和力量单薄的影响，难以有效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从而使村民自治在某种意义上蜕变为村委会干部自治。对此，浙江天台县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从前年开始，一种集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民主理财小组及村干部公、勤、廉等监督功能于一体的名为“村级廉情监督站”的组织开始在天台县发芽开花直到结果。
殊途同归：两个村的廉情监督站样本
“这里是天台人民广播电台……”
冬日，暖阳。刚到三合镇下峧村的文化广场上，就听见广播里传来流行音乐，不少老人乐呵呵地晒着太阳唠着嗑儿。
下峧村是村级廉情监督站最早的三个试点村之一。试点之前，说起村里的情况，乡镇干部摇头，村民叹气——村里各种矛盾积压了十几年，村干部说想干点事，没人支持，有人捣乱；村民说对村干部没信任感。“以前村里搞改厕，拆一口露天粪坑，群众都不配合。”现任村委会主任周兆江说。
听说自己的村子被选为设立村级廉情监督站的第一个试点，村支书周永贵当时的反映就是热烈欢迎了：“再不建立起群众对村干部的信任感，这村就像是快要倒闭的工厂。我们太愿意建这个试点了。”
一开始，村两委推荐了3名监督站候选人。村民们却不答应，认为这是自己的权利，坚决要求像选村两委一样，从党员村民、普通村民中，由村民代表会议直接推选。
于是，一切推倒重来。村民代表会议推选产生了4名廉情监督员的候选人，又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第二轮选举，其结果是，一位原村党支部书记和两位退休老干部，被推选为监督站成员。
村干部的务工补助费，原先定的是每人每天40元。廉情监督站建立后，有村民找到监督站站长奚基忠，说这个补助标准和实际一天的务工所得相比，定得高了点。根据村民提出的意见，奚基忠和其他两位监督员进行了一番调查，再根据当地生活水平估算出了一个新标准——25元，并在村两委会上讨论通过。
有些村民提出，有的村干部存在乱开支情况。监督站建立后，村里定下的新规矩是，必要的接待可以，除此之外，一律不得用公款消费。
“监督站成立之后，村里的财务管理更加有序，村两委要搞建设，就必须接受监督。干群关系也更加协调，开展新农村建设也更加顺利了。” 监督站站长奚基忠笑着说。
这种改变让这家“快要倒闭的工厂”，开始了百废待兴的局面。
“现在有了廉情监督站的监督，村民对干部信任了，干部的威信也树起来了。”周永贵说，从建立廉情监督站以来，全村共投入250多万元资金搞建设，办成了10多件大事。“中心街实行了路面硬化，全村安装了59盏路灯，小流域治理1300多米，原先杂草丛生的地方建了文化广场，铺设了3800米的地下管道，建了4个公共厕所，安装了5只广播喇叭……”周永贵说起村里近2年办的实事，满脸自豪。“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今后，我们还会办更多的实事。”
而同为天台的赤城街道桐柏岭脚村的村干部，却在一开始对廉情监督站的设立尤其抵触——国家重点工程桐柏抽水蓄能电站建在此地，快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不少村民总怀疑村干部在从中捞了什么好处，到处告状。
“已经有矛盾存在了，还要再对村干部施行廉情监督，我们就更加折腾不起了呀，当时我们真的有了辞职不干的念头！”村支书王钦淡回想起当时的情形，还显露出紧张的表情。
“去年5月20日下午2点是村里建立廉情监督站的时间，那天中午12点，我们村两委干部还在街道党工委诉苦。”王钦淡说，村干部觉得街道党工委不够信任和支持他们的工作。“身正不怕影子斜！”党工委的领导送给他们这样一句话。
监督站的牌子如期挂起，三位监督员——原先跟村干部对着干的“反对派”中声音最响的几个人也如期上任。但这之后的情况，却出乎村干部的意料。
廉情监督站建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账，调查信号塔基站的事。2000年通信部门在村里建了个信号基站，账目中没有这笔土地补偿款的收入，村民说村干部把这钱私分了。冲着这事，监督站成员开始了奔波。他们先后去了通信部门和移民办等几个单位，最终查实了一个情况：这笔钱不直接付给村里（已通过别的途径拨到村里），村干部不存在贪污的问题——这和之前村干部对村民的解释正好吻合，而之前却没村民愿意相信，现经监督员召开说明会一解释，村民全都相信了。
“他们查了账，还了我们一个清白。”王钦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