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灾险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赔付风险很大，那相应的保费就会很高。而老百姓又难以承担高额的保费，大多数企业也不愿拿出太多的钱来投保。这就产生了矛盾。”郝演苏认为，这是巨灾险一直难出台的主要原因。
“这个最根本的原因不解决，即使出台了也还是空置！”郝演苏说。
据朱俊生介绍，地震险推行遇阻除了保费高的原因外，还有保险公司不愿承保等其他因素。地震发生后，有很多人评价保险公司“心太黑”，不设立巨灾险，不对灾害进行赔付。
“其实，从保险公司的角度讲，也是有苦衷的。”朱俊生说，飓风、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难破坏力巨大，如果有保险公司开展“巨灾险”业务，有可能一场赔付就会将其逼向破产。
也因此，长期以来保险公司将推行巨灾险视为畏途。
此外，据保险业界专家分析，巨灾险千呼万唤难出来的原因还有，该险种设立门槛高、政策保障缺位等。
经营巨灾保险涉及地质、地理、气象、土木工程等多学科的专业技术知识，技术门槛和投入成本相对较高。我国保险公司对培训巨灾保险专业技术人才的投入力度十分欠缺，保险公司无法对地震、风暴、洪水、冰雪等自然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相对准确的衡量和把握，因此对经营巨灾保险业务谨慎而保守。
巨灾险的启动资金来源也是个难题。巨灾损失额动辄百亿元、千亿元，相当于一个城市乃至一个省份的全年GDP总和，因此巨灾险至少需要财政划拨上千亿元作为启动资金。
“目前，据我知道的情况，对于巨灾险这块，财政部门仍然不感兴趣，不想拿钱出来。不久前，农业保险就想设立巨灾险，结果被财政部门否了。”朱俊生说。
而相反的情况是，全球已有1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巨灾保险制度。国外开展巨灾险业务的一些保险公司，也正在积极进入亚洲市场。
据报道，瑞士再保险公司亚洲公共部门目前正在向4个亚洲国家政府推销巨灾保险产品，谈判已取得进展。瑞士再保险公司针对政府的巨灾保险将使投保政府在受灾后马上拿到保险金，以缓和受灾后财政吃紧问题。这些资金虽不足以覆盖数亿美元计的灾后重建支出，但能避免相关政府仓促改变财政预算计划，或从国际资本市场紧急抽回资金。
国家财政应设巨灾基金
虽然出台巨灾险具有不少阻力，但人们对于其的出台仍抱有殷切希望。据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介绍，这段时间他们遇到咨询地震险的企业人士很多。而地震险的出台，对保险业人士也是件好事，“投保范围扩大了，我们的保单也会增加。”
对于将来出台的巨灾险的投保方式，朱俊生称，可以是个一揽子保险，在家庭财产险的基础上扩大投保范围。也可以是个独立的巨灾险种，对洪水、地震、飓风等自然灾害的投保和理赔都有详尽、人性的规划。而投保额，还得看有关部门的态度。
对此，郝演苏认为，巨灾险推行的根本矛盾未解决前谈具体事项为时尚早。
而对于推行巨灾险存在的根本矛盾，郝演苏认为，“归根结底的问题还是出在钱身上。”郝演苏说，保费太高，老百姓买不起，是否由政府出面补贴？保险公司风险大，成立巨灾险基金，财政是否会拨款？“如果这些解决了，其他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郝演苏认为，巨灾险是一个政策性保险，政府应该有一系列的制度和安排，国家财政应该拨款成立巨灾基金。
也有专家直指，保险公司2/3的储备金都上缴到了财政。国家财政应用保险公司上缴的利润建立保险基金，由其来扶持保险公司，使其减少经营风险。
“愿望是好的，现实的问题是，财政不愿意出钱。”郝演苏说。
据一位曾参与过防震减灾法律体系构建中的地震灾害保险基金方案设计的专家透露，10年前一个方案是财政划拨1000亿元设立基金，最终因为决策者意见不一被搁置。
郝演苏说，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推行巨灾险，唯一可走的路就是，政府把巨灾险定位为强制保险，先从公共设施实施。
据郝演苏介绍：“美国、日本等规定巨灾保险的国家，都建立了强制保险制度，如强制要求建筑商投保。而我国《保险法》中却没有明确规定巨灾险，更没有强制推行。加上公民保险意识薄弱，存在侥幸心理，因此，将巨灾险定位为强制保险不仅可以顺利推行，也可以避免险种被空置。”
“公共设施有公共利益的存在，想要设立公共场所，那么就要投保巨灾险。”郝演苏说，但凡设立公共场所的如商场、医院、学校等单位，资金都比较充裕，巨灾保险的高额保费不会对其造成太大压力，推行起来容易些。
郝演苏说，在中国推行巨灾险将会是个缓慢、循序渐进的过程，保费究竟定在多少，地震活跃带与一般地区的企业应该怎样购买，保险公司怎样细分险种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商榷。而巨灾险对于家庭投保等问题，只能待迈出公共设施强制投保的第一步后，才能酌情定论。因为，作为一个强制性保险，那时将涉及谁来掏钱的问题，政府全买单还是掏一半，抑或拿大头。
郝演苏认为，在目前状态下，推行巨灾险，除了先对公共设施强制实施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