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TD-SCDMA被罩上了“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虚幻光环之时，也许就注定了眼前的3G并不是一场我们理想中的胜利。从“中国在宽带无线通信方面能否持续稳定地发展、未来拥有多少知识产权”这个高度来看待问题，显然4G才是我们该去认真考虑的事情。
  
    一切都在静悄悄地进行。

    4月1日，中国移动启动规模为两万的TD-SCDMA业务试商用放号。然而，仅就北京市情况来看，“抢号”成为3G上市首日的主旋律，真正办理TD业务的却寥寥无几。

    在此之前，曾有人质疑中国移动3G终端的招标规模是否能满足市场：首期6万部TD－SCDMA终端，第二轮终端招标也不过30万部。然而，就试商用放号之后的情形来看，这一担心好像不足虑。对此，中国移动集团董事长王建宙曾经表示：只要有消费者购买，终端供货就会源源不断。

    然而，当提到TD网络的后续发展时，王建宙和一些为TD奔走呼吁的专家们不约而同的说法却是：先看试商用的情况如何，再谈下一步。

    现在试商用的这一天来了，大家的反应更加谨慎。对市场需求、对试验网的性能，无人敢下断言。不过，技术和产品上的问题可以很快解决，市场需求才是大家真正的心病。

    也就在此同时，TD阵营的重要人物李进良教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TD的担忧也到达极点，文章直接指出：“今天TD又面临生死攸关的第二次危机。”

TD标准为谁造？

    中国的这一天来之不易，1997年，ITU(国际电信联盟)向全球征集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的备选提案。在标准征集的过程中，中国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于1998年向ITU提交了我国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提案——TD－SCDMA。2000年5月，TD-SCDMA被正式批准为国际标准。之后，TD-SCDMA又被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组织正式接纳，成为全球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建设的选择方案之一。

    在这十年间，中国电信业变革日新月异。当富人们才用得起的手提“大哥大”还宛若眼前之时，第一代无线通信系统(1G)早已是明日黄花。以数字技术取代了模拟技术，第二代无线通信技术(2G)自上世纪末大行天下。当人们还在为各种新款手机的亮相而兴奋不已，3G在2008年4月1日向世人揭开了面纱。

    2G仍是语音的时代，3G则使无线通信进入图像与视频世界。2006年以来，3G在世界上已经跨入商用推广普及期，而在这个阶段，中国在3G之路上陷入“标准之争”：在2000年5月，中国拥有部分知识产权的TD-SCDMA标准被国际电联接纳为3G标准后，国内也已经形成了WCDMA、CDMA2000和TD-SCDMA公开逐鹿的竞争局面。

    此一时期，“中国版TD试验网”在朝向3G商用的实践中忽而柳暗，忽而花明，而决策层的态度越来越明确地指向支持TD。中国政府以拒绝发放3G牌照的态度，表明要在本国3G市场推进TD标准。

    “中国在3G时代有为国际标准所接受的TD，是一个重要突破。”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侯自强这样表示，“保证中国在未来宽带无线通信方面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它的目的，不单是我们拥有多少用户，而且是在未来拥有多少知识产权。”

    或者，这就是我们等到今年4月1日才终于拿到试商用的157号码的原因。然而，现在看来，3G在我国的发展，似乎依然没有摆脱“标准之争”所留下的后遗症。

    今天，我们站在了3G的门槛上，中国握有正在试商用、且得到国际3G标准认可的TD技术。但竞争对手，也同样获得认可，并已经相当成功且广泛商业化——由美国高通公司掌握的CDMA2000、主要由欧洲电信企业掌握的WCDMA，以及两大成功标准的演进技术等。

    在3G到来之时，中国的TD还面临着某些技术障碍，其即将开始的商业化进程必然充满挑战。

被拖垮的“金鹅”

    中国TD的困难还不仅在于“迟到”。当TD终于跌跌撞撞完成产业化最关键的一步时，电信产业的技术版图已发生巨变。

    八年前，《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自主3G标准的呼吁者们，称TD会是“中国的一只金鹅”。遗憾的是，这只“金鹅”在商业化道路上苦苦摸索多年，仍未下出金蛋，其显而易见的市场风险至今令参与筹建的运营商们犹豫不决。中国政府为了等待这一标准产业化的成熟，已将3G牌照发放一延再延。

    在中国，从进入商业化阶段起始，印有“中国造”标记的TD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令运营商备感头疼。即使是希望获得移动牌照心情最为迫切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亦并不情愿在这里投下赌注。中国移动亦然，董事长王建宙直至2006年仍公开表示，中移动希望推进WCDMA网络的建设，并进而向HSPA升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电信运营商高层在按受记者采访时坦言：“TD最大的风险是市场风险——取决于老百姓买不买。中国消费者选优择优意识非常强，不会像韩国人那样因为是国货就买。”

    现在，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从全球范围看，3G在商业上的成功，未能重现当初数字信号取代模拟信号时所创造的辉煌。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阚凯力对记者指出，目前全世界的3G运营，除了日本的NTTDoCoMo，几乎都在严重亏损。“以李嘉诚为例，原来说2008年要实现现金流扭亏为盈，年底他又说08年做不到了，争取09年吧。就是说现在的经营还入不敷出呢，继续往里砸钱，现金流都是负的，离收回投资更谈不上了。”目前的情况看，3G服务收费标准如此优惠，甚至倒贴钱，可以肯定是赔钱的。

    即使商业天才如李嘉诚者，照样在3G面前也只能一声叹息。可以想知，时刻关注着国际市场风云变幻的王建宙们此时是何感触。作为专家的侯自强更直言：“TD真正的机会，可能要在4G时代了。”

抢滩4G时代

    4G是什么？在人们的构想中，4G是集3G与WLAN于一体的、并能够传输高质量视频图像，它的图像传输质量与高清晰度电视不相上下。4G系统能够以100Mbps的速度下载，比目前的拨号上网快2000倍，上传的速度也能达到20Mbps，并能够满足几乎所有用户对于无线服务的要求。

    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出些端倪，那就是真正留给TD表演的时间恐怕已经不多了。荷兰银行分析师Wendy Liu认为，如果LTE(即指4G)在2012年开始商业化，只会为3G的使用周期留下四到五年的时间，大规模地建3G网将会不“经济”。

    然而，似乎有更早的时间表，有电信专家向记者提出：各个厂家已经将LTE的商用设备推出时间表定在了2008年底至2009年，按照经验，LTE的规模商用能力的成熟也就是在商用设备推出后的一两年内，如果有需求拉动，技术成熟的时间可以更快。

    业界普遍承认，当前TD最大的软肋，在于其名为国际标准，但至今仍是“中国标准”，参与企业、布网地区基本都在中国。2007年，韩国SK电讯在韩国国内建设了一张TD的试验网，成为其国际影响力的唯一证明。但是，有熟悉该试验网进展的人士介绍，韩国试验网很小，更多的是SK电讯为进入中国而贡献的“礼物”。

    “TD要想成功突破发达国家市场的难度相当大，这些市场的运营商肯定会选择技术最成熟、产业化最强的技术标准。”信产部一位官员表示，“TD开拓国际市场，更应该考虑一下发展中国家市场。”

    华为的一位副总裁则指出，大唐电信在TD上的固步自封、严防死守导致了TD产业化进程的落后。中国的TD至今都推不出竞争力很强的终端产品，已经推出的产品存在各种问题，加大了运营商的市场风险，使其不愿卷入TD。

    国际电联将从2008年开始征集4G标准，电信研究院无线标准所副所长王志勤介绍，这一征集的时间是从2008年10月开始到2009年6月。 还有一年半时间——中国单独提交自己的4G标准

    而我们回头看TD过往十年的经历，给中国通信行业自主研发道路留下的镜鉴颇多，TD-SCDMA被不恰当地贴上了“避免受制于外国人”的使命标签，罩上了“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虚幻光环。在政策实施层面，主管部门也为所谓国产标准所“俘获”，不仅电信重组、3G牌照发放必须为TD-SCDMA产业化让路，还以行政性指令责成“有实力的”主导运营商负责TD-SCDMA的商用推广。消费者的利益和选择权完全被置于脑后。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等待中国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进入4G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