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率逐年上升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对子女的影响是最大的。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吟兰建议修改我国目前的离婚登记与诉讼程序：有10周岁以下子女的，不适用“协议离婚”；有10周岁以上子女的，在“协议”和“诉讼”离婚前都必须让子女表达其真实的愿望，而且应当由登记部门认真审查协议的公平性；同时设定离婚考虑期，至少应为一个月。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随着离婚率的逐年上升，能实现这个愿望的人在逐年减少。

    从1979年到2006年，全国以离婚对数与结婚对数之比来计算的离婚率，已从4.7％上升到20％；而上海同期则从5％上升到29％；北京、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也有大幅的增加。

    此外，还有大量虽未离婚，但却不和睦甚至充满暴力的家庭，给其成员带来的身心伤害不亚于离婚。近年来频频曝光的情杀事件、毁容事件、青少年犯罪案件，已给人生安全与社会安定造成威胁。

    “我国婚姻家庭的动荡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可能构成社会深层的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一筠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民间及政府的重视。

“蛋壳”里的孩子

    “父母离婚对孩子的震荡是很大的。”同仁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洪宝瑟表示，前来就诊的青少年当中有一半以上来自离异家庭或者“病理家庭”。不和谐家庭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孩子的心理健康。

    初夏时节，在洪宝瑟的诊室里，一个初中男孩却穿着毛背心怀里抱着保温瓶，身体缩成一团，面黄肌瘦。旁边站着他的母亲，母亲向大夫诉说着苦水，这孩子吃东西老吐，“不能吃凉的，不能吃硬的。吃西红柿不能吃皮，要不然会吐的；吃土豆只能吃土豆泥，吃土豆丝就会吐……”一大串“食谱”如蹦豆子一般从母亲嘴里蹦出来。

    这个男孩叫小磊，因为呕吐，他已经休学两年。母亲带他去了不少医院，始终没查出来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小磊的消化系统没有一点异常。

    两年前，小磊在一次书法比赛中获奖，并且有机会去日本交流。这一次，他的母亲没有随行。此前，班里组织春游之类的活动，母亲要么是全程陪同，要么就不让小磊参与，她恐怕儿子发生什么意外。

    但这一次，母亲没在身边，小磊偏偏就发生了“意外”。来到日本，在东道主的安排下，中日小朋友共同去游乐园玩。尽管语言不通，两国的孩子们依然玩得很尽兴。过山车惊险刺激，看着其他同伴高高兴兴地坐了上去，小磊也跟着去了，他甚至都没想过害怕。然而，两三分钟的惊险旅程结束之后，小磊一踏上地面就开始呕吐。

    回国后，小磊把他的“遭遇”从头到尾给母亲描述了一番。母亲就一直把这事放在心上，开始四处求医，但小磊的呕吐症状却不见减轻。

    洪宝瑟告诉记者：“他的呕吐是神经性呕吐，一紧张就会吐。”坐过山车呕吐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却被这对母子过分夸大。

    “如果这孩子不在单亲家庭里，在一个有阳刚之气的家庭里，或许不至于此。”洪宝瑟表示，他母亲是依赖性人格，这种性格慢慢就感染给了孩子。另外，小磊的父母离婚，使这个家庭失去了父亲的阳刚之气，母亲的阴柔之气在小磊身上就被“发扬光大”了。

    离婚后，母亲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小磊身上。“她对孩子肯定是关心的，而且关怀得太精品化了。她通过爱的形式对孩子施加了控制。”洪宝瑟表示，不能把孩子放在自己设定的像蛋壳一样的亚文化里。在蛋壳里，孩子一切都很顺利；一旦出了这个蛋壳，他就到处碰钉子。

    对于离异家庭的孩子和农村留守儿童，洪宝瑟认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受家庭的影响，他们的心态、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变化，他们的能力得不到发展。“有些活动他有能力去组织，但他退缩了。一开始是他自己内心的变化造成心理的退缩，后来逐渐边缘化了。他对社会的认知、操控能力都不行了。”

犯罪与不幸的童年

    去年，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对100名少年犯的抽样调查显示，有近60%来自于离异家庭。

    据天津社科院研究员关颖的一次关于“城市闲散未成年犯”的调查，少年犯中认为父母关系不好的占34.89％；而对照组的普通孩子中，只有9.9％的人认为父母关系不好。其次，少年犯中承认自己与父亲、母亲关系不好以及遭受暴力侵害者的比例，也大大高于普通的城市青少年。

    “犯罪的孩子都有不幸的童年，他们的童年都是很坎坷的。”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尚秀云法官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谈起离异家庭的子女容易犯罪的原因，她说，夫妻离异之前，他们的争吵、打骂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孩子感受到的不是人间的温暖、和谐、友好，他感悟到的是人与人的反目为仇、冷漠无情、残忍、暴力。他感悟到这种情感，就会用这种情感对待他人、对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