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去年底，宁波市所有的城市社区居委会完成了直选，成为全国首个城市社区全部实现直选的城市。专家认为，宁波的城市社区直选制度不但促进了城市基层民主的扩大，而且创新了社区管理模式，规范了城市社区选举程序，对全国有良好的借鉴作用。（1月28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王继学
 
    长期以来，在基层社区中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工作模式，社区居委会被形容为“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在这种工作模式下，居委会干部“唯上不唯下”，无法最大限度维护和保障居民正当利益。更甚至，在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道办事处的一次性纸杯上也公然印上了“为领导服务”5个大字，一名负责人解释称：“区里、市里甚至省里领导来视察工作，我们当然要首先为他们服务。”这说明，他们已经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式，领导永远是第一位的。

    近来，笔者惊喜地发现，这种状况在有些地方得以改变。41岁的宁波市江东区百丈街道划船社区主任景华芬，让市民政局干部等她处理完邻里纠纷再谈工作：“居民们选我当这个社区主任，我不能让他们失望。”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社区干部改变“首先为领导服务”意识，而“歉意地”让领导坐上等待的冷板凳呢？

    这是因为，过去大大小小官员的产生，几乎是清一色由“上头”任命的，因此最怕的是领导不赏识。如果领导不提名，你干得再好也难有出头之日，于是不少人就挖空心思投领导所好，找关系、寻靠山，跑官要官，有劲不往正道上使。相比之下，“社区直选”体现了主权在民，直接改变了权力的来源，把选拔社区干部的提名权、用人权交给民众。“社区直选”，变过去伯乐相马为现在的场上赛马，没有真本事不行，有真本事不为群众办实事也不行，这就逼着干部去为群众办事，办群众满意的事。

    我国从1990年就实施了《城市居委会组织法》，然而社区直选的试点工作到9年后才在一些地方小心翼翼地开展，再到2007年底，宁波市所有城市社区居委会完成了直选。这过程虽然漫长，但却体现了公共权力机关对社区直选的认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由慢渐快逐步加速的过程。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认为，我国民主前进的步伐应该快些更快些，希望这种民主选官之风能愈刮愈旺，在全国更大的范围内扩展，并向更高层次递进。民主选举加上民主监督，把选任和淘汰都置于阳光之下，只有如此，中国的政治才能更清明，腐败才能得到更有效的遏制，经济发展才能更有保证，社会也才能更安定。

社区直选“宁波模式”的意义

□李克杰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不懈奋斗的目标。然而，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宏大、整体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许许多多具体、微观、个别的措施和方法来支撑，其中建设和谐社区就是一个重要方面。和谐社会与和谐社区的关系是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因为和谐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基础。

    要建设和谐社区，城市社区直选的“宁波模式”是一个积极成功的探索。所谓“宁波模式”，是指义务的自治组织（居委会）与付酬的专业社工相结合的选聘分离制，简单说就是“委员代议制+社工职业化”。居委会委员是“义工”，不拿工资，负责社区大事的讨论、决策，并对居委会进行监督；拿工资的职业社工则负责完成社区的日常事务包括政府指定的事务。社区成员大会是社区权力机构，而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的政治核心。委员代议制、职业社工制和居委会成为治理社区的三驾马车。

    这种模式改变了过去居委会委员选聘合一的传统产生方式，消除了当选者居民不满意和居民有热情而不能当选的矛盾，让那些居民信得过而又有服务热情的人进入居委会，选择的余地进一步扩大，居民意愿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这样以来，居民与居委会就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与此同时，居委会主任及委员也能从居民信任中获得信心和力量，更主动地接受居民的监督，增强责任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宁波模式体现了权力制约的现代法治精神，居委会委员有权决定社区大事，但他们不拿工资，不直接处理具体事务；而社工处理日常事务，接触钱物，但他们没有决策权，只负责实施，较好地斩断了权与物的结合，不仅避免了腐败风险，而且保证了居委会委员的公正无私。

    “宁波模式”给予我们重大启示，即任何层次的社会治理，都离不开正确的观念指导和科学的结构保障，一要以民意为基础，二要以制约为要素。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和民主法治原则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