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旨在救助刑事、交通、医疗、工伤事故及其他人身伤害执行案件受害人的措施，于今年8月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启动。昆明中院通过政府拨付的专项资金，对陷入民事赔偿执行难怪圈中的穷困受害人进行物质救助。

      昆明中院副院长张国维说，对刑事受害人进行救助，不仅体现了司法为民的原则和人权关怀，还是缓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措施。

一对老人的生存困境

      9月1日下午2点半，云南省禄劝县茂山乡永翠村委会东发村民小组。

      村委会的田支书跳过那条1米多宽的堰沟时，惊动了张兴贵家的两条狗，它们拖着铁链上蹿下跳，狂吠着，想扑上来。

      张兴贵从小楼上摸索着出来，这个彝族老人长得高挑黑瘦，戴着一顶帽子。他眯着眼睛看了一眼田支书和《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然后把拴在门口的叫得最凶的那条狗牵到了屋后。

      张兴贵家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几间土木结构的房子和一座小木楼，掩映在茂盛的山林中。这些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房屋，经历了20多年的风雨后，已经破败不堪。

      一个星期前的8月23日，张兴贵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昆明中院）领到了3000元的执行救助金。这是云南法院系统首次针对刑事受害人进行物质救助。

      在这笔来源特殊的救助金里，包含着张兴贵的一段伤心往事。

      张兴贵夫妇有两个儿子，但是他们都先后死去了。兄弟俩成年后都到昆明打工，大儿子在一家水厂当送水工，干了两年，挣回来1万多元钱，还买回来一台彩色电视机。可是，这个儿子买回电视机没多久，就患癌症死了。

      然而，失去大儿子的伤痛还未平复，这对夫妇又失去了小儿子张德光。

      那是发生在2005年10月21日的一次意外。在昆明市福达路一家洗车行当洗车工的张德光，被冯靖等三人无端怀疑偷走了一张洗车卡。冯靖等人对张德光一顿暴打，将张打伤住院。10天后，张德光在医院不治身亡。

      “其他人家都靠子女打工挣钱回来用，我们两个儿子都没有了，以后老了吃什么呢？”张兴贵说。

      张兴贵今年53岁，左手残疾，妻子50岁。他们家有3亩水田，另外还有一些山地。以前儿子活着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担心土地上种不上庄稼，收不回来粮食，填不饱肚子。即使老掉了牙，也有儿子养着。但是如今，随着年事渐长，他们越来越担心生存的问题。

民事赔偿追讨无望

      对张兴贵来说，两次白发人送黑发人，已经是致命的打击。而更令他和妻子难以接受的是，因为小儿子张德光的死，他们原本可以获得一笔11万多元的民事赔偿，但是，张德光用生命给父母换来的这笔养老钱，时至今日仍没能兑现。

      在昆明中院审理冯靖等人的故意伤害案时，张兴贵夫妇向法院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冯靖等人赔偿他们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生活抚养费等共计15万余元。昆明中院在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判定冯靖等人赔偿张兴贵夫妇117800余元。

      “我们一分钱也没有拿到。”9月1日下午，张兴贵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

      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生效后，张兴贵一次次往法院跑，追着法官赶快执行。他说，有好几次，他在法院执行局和法官吵了起来。

      张兴贵说，其中一次，有人劝他站在法官的角度想想：“对方没有财产供我们执行，我们能怎么办？”

      “我问他，我活活的儿子被人打死了，为什么没有人站在我的角度帮我想想？结果他就说不出来了。”回忆起那次吵架的经历，张兴贵笑了起来。他说，法官总是吵不赢他。

      吵架吵不出什么结果，慢慢地，张兴贵就不再往法院跑了。多跑一次，就意味着要多花出去几十块钱的车旅费，他的家庭承担不起。

      张兴贵说，儿子被打伤后，在昆明的一家医院住院治疗了11天，光欠医院的治疗费就是4万多元。这笔钱一直拖着，如果赔偿款拿不下来，他根本支付不了。

      “医院从来没有问我要过。如果他们来问我要，我也拿不出来。”张兴贵说。

      张兴贵既成了一笔11万余元赔偿款的债权人，又成了另一笔4万多元的医疗费的债务人。

同样穷困的加害人

      在张德光被打致死一案中，冯靖及另一名加害人均未成年。据执行法官介绍，在打人之前不久，他们刚刚来到昆明打工，每月只有几百元的工资，除了维持生计，几乎没有节余。

      由于上述两人在造成张德光死亡的过程中起到的是主要作用，昆明中院判决他们承担117800余元赔偿款的70%。同时，鉴于他们尚未成年，法院还判决他们的监护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连带赔偿额度为：各自承担117800余元的70%中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