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的权力、责任及工作流程被列成一份清单，交给村民，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一清二楚。村民掌握了裁判规则、裁判权、监督权。浙江富阳市秋丰村这一举措，在全国尚属首创。 

    身为杭州市富阳市富春街道秋丰村支书的胡国法，这两天颇郁闷，原因是他认定的好事被村党员大会否决了。

    秋丰村早年与外方合资办了一家化工厂，后来村股份转让给私人，两年前该厂关门了，但欠村里土地租赁款一直未付。村里被迫打官司，但输了。胡国法费尽周折与工厂中方谈妥，用厂房抵土地租赁款，既可盘活资产，每年厂房出租还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出乎胡国法的预料，一些人根本不买账，特别是老党员蒋增产带头反对，认为工厂虽关停了，但外方还在，如果外方打起官司来，厂房还得还给人家。大家觉得蒋分析得有理。

    按照秋丰村“权力清单”规定的程序，涉及重大村务，要向党员大会征求意见，胡国法的“办好事”由于没有得到党员大会的同意，流产了。

    与胡国法的郁闷相反，蒋增产显得很高兴。“权力清单起作用了，这是一个很大进步！”他拿着手里的一份清单说。

失去监督的村支书坐了牢

    在秋丰村，蒋增产当过一届村支书，退下来又当副支书，他在任上时，村支书王某出事了。

    “当初如果有‘权力清单’，也许王某不会栽那么大跟头。”蒋增产感慨万端。2003年，村里搞宅基地审批，头一批报上去的50户村民中，王某的亲戚就占8户，村民意见很大。

    蒋增产在一次党员大会上向王某提了意见，王当即就黑了脸。事后，下一届村支部换届换掉了蒋；市建设局给村里拨款修路，拨了8万元，王某私自从中截留了5.5万元。

    2005年8月，王某因职务侵占罪被判刑。

    另外，秋丰村的邻村也曾发生过为审批宅基地，一村民将村支书捅死的恶性事件。

    “那时，正常的监督渠道不通畅，等真正出了事，上级才重视。”蒋增产感慨道。

    来自富阳市检察院的统计，2003年至2008年5月，富阳市检察院共查处村官职务犯罪11件13人。由于村官利用职权犯罪案频发，富阳市近郊村民集体上访、告状事件不断。

    “村官出问题主要集中在村资金的使用、土地征用、宅基地审批等方面。近年来，几乎每个村都有上访的事发生。”富阳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科长陆国洪说。

    王某被判刑震动了秋丰村，这个拥有2400多人口的大村，也是富阳市比较富裕的村庄，每年村财务的流动资金超过4000万元。

    秋丰村的状况以及村官职务犯罪频发势头，令富阳市检察官不安。

    “作为检察机关反贪职能来说，国家机关和村级组织有区别，对职务犯罪，针对的是国家机关，而对村级组织并没有法律规定。所以过去，我们一直没有介入村级组织的预防职务犯罪。直到高检出台意见和《浙江省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实施后，我们开始着手农村干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陆国洪说。

《权力清单》是制度约束

    2007年3月1日，浙江实施《浙江省预防职务犯罪条例》，此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出台了《检察机关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意见》。这是陆国洪们介入的法律依据。

    富阳市检察院选择秋丰村作为试点单位。检察官在调查中发现，村干部职权不清、权力使用不透明、村民监督难的问题最为突出。

    “谁来监督村干部尤其是村支书的权力？把这个解决了，老百姓气就能理顺。”蒋增产与来访的两名检察官谈了一个下午。

    富阳市检察院请富春街道纪工委副书记郑志超把脉。搞了25年农村工作的郑志超，街道的所有部门他几乎都呆过。“村干部的权力说大很大，什么事都管；说小又很小，有时他什么也不管，甚至连村干部自己到底有哪些权力也不清楚。另一方面，村干部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光自己要清楚，也要让村民知道，列出一份清单，权责利一看就清楚。”

    经过半年的调研和准备，由富阳市检察院和街道党工委合编了秋丰村村干部《权力清单》。清单囊括了31项村干部的权力、责任及工作流程：小到水费缴纳、计生证办理，大到宅基地审批、土地出让和租赁、失地村民养老保险等。每名村干部的工作办理程序、服务承诺时间以及联系电话都列得一清二楚。连同村级组织主要职责、村两委成员分工、村务党务工作流程图都公之于众。

    “这份权力清单很实用！村干部该干啥都很明确，村民要办什么事，该找谁，都有依据，十分方便。”蒋增产高兴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