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姜慧雨，已经完全走进北京市行知新公民学校每一位同学的心灵。孩子们会把心中的苦闷、不如意和老师父母说的话讲给她听。作为北京市第一位驻校社工，姜慧雨努力想让这些农民工子弟健康快乐地成长。她也希望，“一校一社工”在我国内地能早日实现。

　　1月19日，北京的天气异常寒冷。在北京行知新公民学校，一群孩子们大胆地和老外交流、热情邀请北京大学的哥哥姐姐们留下联系方式。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丝毫看不到农民工子弟身上常有的拘谨。

　　行知新公民学校的校长黄鹤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孩子们以前的性格不是这样开朗，而是内向、胆怯，与人交流有障碍。他们今天的表现，归功于驻校社工姜慧雨女士。

洗脚洗去过往的内心负累

    香港中文大学社工系硕士研究生、已经取得香港注册社工资格的姜慧雨，2007年7月正式成为行知新公民学校的驻校社工。她是北京市首位驻校社工，现在已经成为孩子们的知心姐姐。

　　驻校社工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除北京外，只有广州、深圳、上海、四川的个别学校设有驻校社工。

　　驻校社工的工作是一种专业服务：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协助学校改善学习环境，帮助学生提高适应学习和生活的能力，克服其成长中遇到的困难，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得到更好地发展。

　　姜慧雨的社工生活中充满了各种故事，其中的一个故事，她始终难以忘怀。

　　初二学生小朋（化名），有着农民工子弟身上的性格特点，在学校的集体活动中表现得非常拘谨。他很想参加大家的讨论，又不敢近前，根本不敢和陌生人说话，他的目光甚至不敢直视同他说话的人。

　　在姜慧雨组织的一个夏令营活动“新公民成长营”中，她刻意选小朋作为晚会主持人，鼓励他大声、大胆表达自己。小朋在晚会上最初显得手足无措、小心翼翼，姜慧雨就不断给他鼓励，并鼓动全体同学来接纳他。

　　小朋在自己的“生命故事”分享中，终于敞开心扉，向全体营员分享了自己从小随父母在各大城市之间颠沛流离的心情故事，并且倾诉了父母离婚带给他的伤害。

    接下来，姜慧雨为每一位孩子洗了脚，并告知他们：脚是身体不经常露出来的部分，代表每个人都有幽暗的一面。希望通过这个仪式，替孩子们洗去过往所有的内心负累。

    洗脚时，小朋哭得最厉害，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泪水好像把这些年的所有压抑和难过都冲走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放松……”

　　从此，小朋就像变了个人。后来他还成了学校的爱心大使。

　　像小朋一样，孩子们都是第一次知道“社工”这个名词，第一次得到了社工的关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慧雨姐姐已经成为知心姐姐。

    姜慧雨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为出现问题或适应不良的学生提供补救性服务；用专业的眼光及早发现在情绪、社交等方面存在潜在困难的学生，为其提供预防性服务；针对全体学生，提供潜力开发、生涯规划等发展性的服务。

中国需要300万驻校社工

    社工一词在我国，对一般人而言还是很陌生的。其实，不仅农民工孩子需要驻校社工，城市的孩子也需要社工的支持。

　　由于驻校社工在内地中小学校刚刚起步，与之相关的一些配套服务体系，比如社工资格认证、社工工资的保障等也还没有完善。姜慧雨的社工资格的认证和注册，是在香港进行的，而她的工资，则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发放。

　　共青团广州市委2007年11月20日公布的《青少年事务社工调研报告》显示，有近70%的广州青少年期望寻求社工的帮助以解决在学习、生活或是就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徐永光在将“一校一社工”制度引进新公民学校前，曾专门就此做了调研。他发现，如果按发达国家的标准配备社工，中国需要300万，而全国200多所学校的社工院系培养的专业社工迄今不过10万。在这些人中，从事社会工作的又不到10%，绝大多数毕业后即转行，出现了“极大的需求、极少的供给、更少的对口就业”现象。

　　姜慧雨在行知新公民学校，不仅要解决小朋们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针对一个群体，处理校园危机，而师生冲突是最常见的。

　　2007年12月的一天，初三一名任课老师与学生丁杰（化名）在课堂上发生了口角，丁杰推搡了老师，老师的情绪很激愤，要开除此名学生，丁杰及其家长的道歉被拒绝。但全班同学都站在丁杰的一边，把平时积累的对老师的不满和不敢表达的愤怒表达了出来……

    姜慧雨先向班主任了解了情况，然后找到该班同学访谈，一方面了解当时冲突的情景，另一方面了解其他同学的现状。

　　姜慧雨告诉班主任她的专业分析：这场冲突，对于处于“寻找身份认同”阶段的青少年来说，至关重要。处理得好的话，他们从中可以学习如何面对冲突，面对权威；处理得不好的话，他们只会用一种方式，那就是暴力，来面对来自权威人物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