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执行探视权的过程中，北京石景山法院法官努力使当事人认识到，夫妻离婚后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行使探视权，是保证子女身心健康的需要，而拒绝或阻碍对方探视子女只会贻害下一代，从而使当事人能够从保护子女身心健康出发，摒弃前嫌，为子女的健康成长创造适宜的生活氛围。但实践中仍是阻力重重。

游乐园里强制执行

      7月20日，北京石景山游乐园里，刚满5岁的李思（化名），来见他的妈妈，陪着李思一同来的还有孩子的父亲、爷爷、奶奶。他们来这里不是游玩的，而是被迫的。在李思身边，陪伴着石景山法院执行庭的两位身着便衣的法官。

      这是一起“强制执行”案，执行的标的是孩子，执行的内容是探视权。

      5岁的李思见到妈妈时，显得很生疏。执行法官招呼李思到妈妈跟前，李思则“抗拒执行”，大喊：“不去、不去！”

      于是，法官像幼儿园的阿姨哄孩子，让李思选择他喜欢玩儿的游乐项目，天真无邪的李思立即高兴地表示：玩儿碰碰船！

      法官问李思让爸爸陪着坐、还是妈妈陪着坐，李思毫不犹豫地说：“爸爸！”

      妈妈走到孩子跟前，拉着孩子的手说：“宝贝儿，妈妈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奥特曼》，你看看啊！”妈妈的手，被孩子用力地甩开了。

      从下午3时到6时的3个小时，李思没有和妈妈说一句话，妈妈每一次想和他亲近，都被他拒绝了，然后抽身跑到爷爷奶奶身边。

      李思的妈妈刘苗芹看着自己的儿子却不能和他亲近，不停地流泪，“离婚前，孩子是我一手带大的，现在让他们调教成这个样子，太让我伤心了！不过，终究是看到儿子了，没有法官帮助，我连儿子的面都见不着。”刘苗芹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

      石景山法院执行庭的魏长鹏法官告诉记者，早就定好了7月20日在石景山游乐园让李思的妈妈来探视孩子，可是，到了这一天，李思哭闹着不愿意来。魏长鹏和另一位法官到了李思的爷爷奶奶家，劝两位老人做孩子的思想工作，李思终于肯出门了。

      “探视权的强制执行，太难了！比如说这个案子，刘苗芹是无抚养权的一方，她平时见不到孩子，去探视又屡遭拒绝，无奈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她的探视权是《婚姻法》明确规定的。而现实问题是，孩子刚满5岁，我们讲什么他根本不可能听进去。孩子实在哭闹得厉害不愿意来见妈妈，我们不可能把孩子绑架来，孩子的人身权利更要保护。”

      刘苗芹和前夫李斌婚后的夫妻关系，因婆媳不和受到严重影响，今年3月离婚。

      石景山法院做出的《民事调解书》中，详细规定了刘苗芹对孩子的探视权：每周五孩子在幼儿园被刘苗芹接走，周日晚送回李斌住处；按中国传统习俗大年三十和初一在李斌处，大年初二在刘苗芹处，其他节日接送李思由双方协商解决。在该调解书上，都有刘苗芹和李斌的亲笔签名。

      对于《民事调解书》中规定的探视权，刘苗芹对记者说：“调解书中规定的探视权，我只在4月份的时候真正实现过两次。4月下旬，我去接孩子，老师告诉我李思下午3时就让爷爷奶奶接走了。再等一周，干脆孩子周五就不送幼儿园了。到了5月份，我再去接孩子，老师告诉我孩子已经转走，具体到了哪个幼儿园，老师也不知道。这时我才明白他们家人是不想让儿子和我见面，我不得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当天下午，探视即将结束时，在法官的调解下，刘苗芹和李斌达成一致意见，每周日下午2时在希望公园探望李思。“但愿在没有法官的时候，他能够守信，真正让我在规定的时间看到儿子。”

母亲在探视日“抢”走孩子

      在李思被强制探视的同一天，石景山法院执行法官本来还安排了侯鸿儒的妈妈王育来探视孩子。法官没想到，在前往石景山游乐园的途中，鸿儒被母亲“抢”走了。

      侯鸿儒在全国都小有名气。因为侯鸿儒的父母前段时间打的抚养权官司备受媒体关注，这样，8岁的侯鸿儒被推进公众视线。

      早在2004年，因探视权无法正常行使，王育曾经起诉至石景山法院，但是，几年过去了，探视情形无法得到改善。再加上侯鸿儒父亲侯波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模式无法改变，2006年4月，王育再次诉诸法院，要求变更孩子的抚养权，由自己来抚养鸿儒。就是从这时起，漂亮、聪明的侯鸿儒让人惊讶：流畅的英文、超乎其年龄的英汉翻译能力。

      人们都羡慕小鸿儒的聪颖，而作为母亲的王育却不这么看：“孩子的发育是片面的，他父亲把他封闭起来，谁都不接触，不去学校接受正规教育，让孩子仇恨母亲、仇恨爷爷、奶奶。孩子的教育，重要的是要培养一个心智健康、能够自立于社会的人！可是到现在，鸿儒连7加9等于几都不知道！这样的教育模式怎么能让做母亲的我漠视！而且，我无法正常探视孩子，所以我一诉再诉，但是法院最终还是把抚养权判给侯波。”母亲王育将探视权的实现，比喻成“比登天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