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施行一周年。修正案中首次增加了“禁止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的条款。近日，上海市通过《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草案)，对性骚扰的五种形式做出规定。让女人不再沉默的反性骚扰立法正在做出不再沉默的宣示。

女人不再沉默

    小学教师文静，名如其人，年轻却有些孱弱。在2005年夏天之前，她本是重庆市巴南区的一位普通小学教师，但从起诉南彭小学校长胡国文对她进行性骚扰那一刻起，“普通人”的生活就成了她的奢望。她无可选择地被披上“反性骚扰立法斗士”的斗篷。

    在一审败诉、终审也败诉之后，文静重新回到原校任职。她故意视而不见周围人的目光，却无法逃避情感上的重创。她和丈夫离了婚。如今，她没了家庭，也丢了健康，她拖着病体重新面对生活，再也不愿意被人称为“斗士”，觉得自己似乎更像是堂吉诃德。

    在文静的诉讼案中，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向她提供了全程法律援助。中心研究部主任李莹律师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文静的诉讼案，从2005年8月起诉到2006年9月18日终审判决，历时一年。这一年恰好跨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出台前后。尤其是，《妇女权益保护法》（修正案）里首次增加了‘禁止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的条款，这个案子是修正案实施后第一起有影响的性骚扰诉讼，因此我们当时对案子抱着很大胜诉期望，觉得意义非同寻常。”

    然而这起被看成将写入中国反性骚扰司法史册的案子，最终还是文静输了。文静的败诉也给《妇女权益保护法》（修正案）的争论添上了悲凉的一笔。《妇女权益保护法》（修正案）在第40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然而这一条原则性规定却屡遭指责。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说，该条款只是作为一条禁止性的宣言写入法律，在实践中的操作性不强。性社会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更在撰文中尖锐地质疑，这是“忽悠”中国女性的“作秀法”。

    参与修正案草拟的一位专家向记者透露，修正案草拟过程中，曾有一稿对性骚扰的定义、界定和责任都做出规定，甚至也提到了“雇主责任”，但考虑到《妇女权益保护法》的体例问题，最终采取了现在的形式。专家解释说，《妇女权益保护法》从体例上说是基本法，只对基本的原则性的问题做出规范，其他具体操作性的问题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和地方法规来解决。

    但实际上，《妇女权益保护法》（修正案）道德宣示式的姿态丝毫抵挡不住性骚扰愈演愈劣的残酷现实。只有宣言和倡导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地方反性骚扰法规相继出台。《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成为我国大陆首个反性骚扰的地方性法规；此后不久，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正式启动；《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草案)将地方立法推向高潮。

    “地方法规出台后，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发黄色短信也可能被认定为性骚扰。其实湖南省和上海市的两个法规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从原则、精神到结构、用语，两个法规相差不多，上海市的法规界定更明确，范围更窄。两个法规都提出了客观标准，对性骚扰列举出语言、文字、图像、信息、肢体５种方式，都提及了雇主责任，这都有进步意义。但同时，两个法规都留有遗憾，实践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显然还有待法规的完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李莹律师说。

“睡美人”般的法律

    “文静保留了１９条校长胡国文发给她的短信息，这些信息在法庭审理时没有被采纳。文静的败诉，从审理层面说反映出司法的不完善；从立法层面说，当时没有司法解释或者地方法规明确规定短信属于性骚扰的形式。此前性骚扰的认定和取证，是这类诉讼最困难的环节。两个地方法规出台至少在这一点上给予明确，但仍然没有解决主观标准和雇主责任的问题。”李莹律师说。

    如果说文静的诉讼案反映出性骚扰的取证难，那么，性骚扰的主观标准和雇主责任问题，在头像模特小吕（化名）的性骚扰诉讼案中更为典型。小吕的性骚扰案是在地方反性骚扰立法高潮后，又一例引起关注的诉讼案。学美术的小吕算是“北漂”，她带着梦想来到北京某高校做头像模特，除了挣钱，她更想在高校的氛围里浸淫，提高自己的美术修养。

    做模特不久，小吕受邀担任该高校一名男生的头像模特。在绘画时，男生不仅在言语上对小吕提出带有性意味的暗示，并趁小吕不注意，偷摸她的胸部。受到惊吓的小吕立刻离开教室，随后向学校和公安机关指控该男生性骚扰。公安机关调查后，对该男生做出拘留３天的行政处罚，这名男生同时写出不再对小吕进行性骚扰的保证书。李莹律师告诉记者，行政处罚书和保证书成为小吕案子的关键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