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彭希哲教授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是一场文化、知识的启蒙运动，在整个过程中，政府没有花钱，却完成了对一亿多农民的再教育，这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2008年3月9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表示，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农民工在全国已经超过了两亿人。他们进入城市以后，要融入城市的生活，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的要求，比如他们的一些政治权利、子女要受到良好的教育、生病要得到医疗等等。

　　公安部有关人士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整体素质。“现阶段城乡差别太大，户口放开后，大量农民工会涌向城镇，不论是小城镇，还是中小城市，其自身实力都无法招架，都无法解决随之而来的社保、就业、教育等多方面社会问题。”

　　他表示，在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城乡间生活质量没有明显区别，所以不少农民并不愿意进城当市民。“如果我国农民也不把进城当‘市民’作为改变终生命运的大事，那时才是取消农民工户籍限制的恰当时机。”

　　对此，王太元表示赞同，他认为，通过配套改革，人们希望通过户改获得的“以前城市居民得到的好处”相当一部分已经或者将要不存在，再加上城市生存的压力，有一些农民进入大城市以后，不能适应大城市的生活又回到了自己所在的农村，城市的人口压力也会随之相对削减。

依法的迁徙自由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表示，户籍制度肯定是要改的，但大城市与小城市肯定有区别。他进一步解释，北京、上海、天津和其他大小城市肯定不同，省会城市又和其他城市不同。

　　消息一出，有人对此表态并不抱多大希望，“户改应该有明确的时间表”、“户改不能一年一年地虚拟下去”等质疑之声四起。

　　王太元认为，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一个所谓的期限。他认为，我们的改革基本方向是：剥离计划经济强加给户籍制度的各种职能，尤其是区分城乡人口实施不同待遇的职能，或者说是“剥夺附着在户口本上的各种经济利益”。要剥夺这些附加利益，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不再区分城乡人口、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同时要求其他各部门进行配套改革。

　　王太元就教育投资问题举例说，如果我们改变现行教育拨款体制，把每一个小学生所能得到的国家教育拨款、地区教育拨款、学校教育奖励或补贴、个人的教育投入这四方面计算清楚、公开出来，然后直接把这四种投入纳入学生个人账户，学生到哪个学校，就按上述比例交费是比较公平的。浙江的“教育券”制度基本与此类似，效果很好。

　　“户口制度的改革（这里主要是迁移制度的改革），主要是通过淡化用户口决定就业、住房等基本经济因素的现行政策来逐步实现，具体方式可以有以下几种：第一，承认事实长住，并逐步转为常住户口；第二，逐步放开小城市、中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第三，逐步放开高层次人才、中层次人才、初级层次人才；第四，逐步增大地方、基层甚至公民个人自由选择的决策权；第五，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把户口与就业、住房等经济因素剥离。如果做到以上几点，迁徙自由也就不远了。”王太元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户改方案。

　　“我个人在2003年提出‘迁徙自由，五年可成’，就是考虑到客观条件基本具备，如果采取‘整体谋划、分头变革、稳步推进、合成和谐’的‘分进合击’改革思路，在党和国家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核心的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公众、舆论督促着各方面的改革迅速跟上，宪法随后明确，迁徙自由权利相关的法律迅速配套，我们就能实现‘国家依法规范、地方市场调节、个人自主抉择’那样一种‘迁徙自由’（而不是自由迁徙）。”王太元最后强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