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履新

　　 1996年12月8日，39岁的仇和以中共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的身份兼任沭阳县委书记。当时仇和很清楚地认识到他所面临的使命有多么艰巨。至于为什么将这块烫手的热山芋接下来，他曾说：“天下最真实的官只有两个，一是宰相，一是县官，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有改革的空间和余地。”

　　 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来考虑如何清理沭阳这个“染缸”，最终得出两条结论：第一是越乱越落后的地方越需要强硬的执政手段，否则必然被拖入泥潭不能自拔；第二是沭阳的落后根源于制度的落后，沭阳的改革必须通过一套切实可行的制度来保障。

　　 昆明履新颇有临危受命之意，昆明改革同沭阳亦有异曲同工之处。

　　 入主昆明不到三个月，要求本地媒体提供“负面新闻”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让《昆明日报》刊登全市所有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分工和电话号码、公布书记市长电子邮箱、令开会打瞌睡的官员引咎辞职等一系列新政让昆明政坛耳目一新。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也涟漪般扩散……

　　 务实、极具个性和果断是仇和的执政武器，如此短的时间内，我们已经看到，它们已经俘获了昆明百姓乃至全国百姓的心。

　　 不久前，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与新浪网联合实施的民意调查（6786人参与）显示，75.9%的人对“仇和现象”的第一反映是“敢作敢为，值得肯定”，同时，有76.8%的民众对其改革结果表示乐观。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宣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浦江老家就是云南人。他说，仇和的行为赢得了昆明百姓的一致好评，昆明从来没有官员能获得如此高的百姓支持率。

　　 云南代表团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说，仇和新举措的确给当地官员带来了变化。“压力大，人人自危啊！”“现在当官累。以前嫌官小，现在嫌官大，官越大责任越大！”

　　 仇和是中国官场的另类标签，其标签效应，也随他升迁一次次放大。任何标新立异的事物必然会遭到各个方面的非议和抵制：一是支持铁腕治吏，给官员戴上紧箍；二是担心仇和新政能走多远，毕竟这是在挑战官场惯例；三是反对和仇视仇和新政，持这种见解的人，或公开作对，或暗中抵制，或不以为然，或以“法治”“制度”的名义反对。一些人视仇和在胡搞、乱搞，说他在搞“人治”，不讲规则，不讲制度。因而，一些人就替“瞌睡局长”叫委屈，说因为一个瞌睡就被勒令辞职，太夸张了，太大惊小怪了，这难道不是一种霸道作风吗？一些人质疑“公开领导电话”是职责混淆，是作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