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拆迁、乱占耕地、乱罚款、乱收费、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等，诸如此类的政府部门乱作为，近年来随着屡屡被曝光，它们对社会稳定、对经济、对党和政府的形象带来的不良后果，已经广被认知。而对于同样大量存在的政府不作为及其危害，无论是政府自身，还是上级主管部门，以及法律和舆论，都显得缺乏足够的认识。

 　　看看近期被爆炒的一些新闻：遍布山西的数千座小砖窑中，三分之二是没有合法手续的黑砖窑；北京周边农村违规建设的“小产权房”，已经占到全市楼盘的两成以上。而时不时出现的金融大案，不但动辄数千万元、数亿元，并且常常看到犯罪易如反掌。这样的事件和案件正越来越司空见惯，但却往往是高层不批示便无人问津，后果不严重便不被关注。而真的到了引起重视，已经是积重难返难以收拾。试问，数千座黑砖窑并非一朝诞生，林立的“小产权房”也非一夜建成，在其绵延多年的违法“发展壮大”过程中，政府管理部门干什么去了呢？

　　现在，一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被破获，人们首先想到谁是保护伞。在山西黑砖窑事件中，舆论也热衷于追寻黑后台。其实，一个地方黑社会形成气候，一个省黑砖窑遍地开花，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光靠一个或几个当权人物的黑手操纵支持，是极难得逞的。因此，这样的“追根溯源”，往往形成误导。真正的原因，其实主要在于政府部门平时的失职渎职，缘于一种大面积的管理权力失守。正如有的批评所说，重拳治乱固然重要，但是政府在问题成堆以后轰轰烈烈地“强作为”，恰恰暴露出在问题积累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的不作为。而且，事实越来越证明，政府不作为造成的危害，一点也不逊于乱作为。

　　最近通过的《劳动合同法》，鉴于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教训，在最后表决阶段专门针对政府不作为作出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违法行使职权，给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不但实事求是地将政府的不作为与违法行使职权即乱作为并列，而且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对不作为必须给予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这无疑是一次观念和立法的进步。

　　同时，必须看到，政府部门的不作为，绝非仅限于劳动合同领域，而是遍及政府之手所辖的各个领域。有职责，便可能有不作为。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不作为，并不是局部的、个别的现象。因此，通过立法对政府行为加以规范，切实使惩处不作为有法可依，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但是仅有立法显然是不够的。最高检的一份报告显示，全国发生的渎职案件中，九成以上的责任人没有受到刑事处罚，几乎全部被“软处理”。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问责追究制度的缺位。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失职渎职，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惯出来的，是放纵的结果。因此，当前同样需要的，是与立法配套的政府职责监督机制和操作方式。要使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但处于法律责任的规范之下，而且随时置身于职务责任的约束之中，真正使依法办事——既要依法，又要办事——成为行政的法则，乱作为不行，不作为同样不行。只有这样，大量的社会矛盾，才可能不积蓄、不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