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对于执法实践中的“当场击毙”现象，本刊曾作过初步探讨（详见本刊2007年第20期《“抢劫拒捕当场击毙”的民意与法律之争》）。近期，发生在广州的一起警察当街射杀医生事件，使得警察使用武器问题再次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并促进人们透过这一个案更为深入地思考“当场击毙”现象，比如，“当场击毙”可能存在着哪些潜在危险？合理使用武器的界限何在？又如何通过程序正义来约束乃至追究滥权行为？为此，本刊特刊发法律学者杨支柱的分析文章，试图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高调口号下的隐忧

　　2007年11月13日凌晨5点左右，广州珠江医院副主任医师尹方明被一名警察当街开枪射杀，引发了全国关注。

　　有关方面迅速对此作出反应。事件发生后的次日早晨，由广州市政法委、市检察院、市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就公布了初步调查结论，该结论认定，海珠公安分局一名民警驾驶警车巡逻时，发现路边停放着一辆前后车牌均被报纸包裹的可疑小汽车。民警进行盘查时遭到驾车男子的阻挠，并被强行抢走出示的警察证，其后，该男子快速倒车时撞伤民警，又将试图阻止其驾车逃逸的民警强行拖行数米。紧急情况下，民警被迫鸣枪，造成该男子中弹受伤，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调查结论同时指出，死者驾驶的小车没有合法登记手续，所挂车牌为已作废的军车号牌。

　　上述调查结论似乎想告诉人们：尹方明是犯罪嫌疑人，警察开枪是合法执行职务。但坊间似乎对这一官方调查结论并不买账，互联网上的质疑之声也此起彼伏。

　　在辨清各种争议的基础上，我们有理由期待事件会有一个公正的处理结果。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应寻找同类事件背后可能隐藏的制度性缺陷，而不仅仅是关注个案的公正。

　　长期以来，“当场击毙”已成为一些地方公安机关高调宣传、威慑犯罪的口号。笔者的调查表明，仅仅在2007年，至少就有下列地区大张旗鼓地宣传过“当场击毙”：5月30日，河南荥阳市公安局刑警队全部警车上挂起了“飞车抢劫当场击毙”的红色条幅，下辖的14个派出所至少也有28辆警车悬挂着同样的标语；6月18日，湖南衡阳街头挂出了“两抢拒捕，当场击毙”的标语；8月22日，湖北荆州市公安局称“对飞车抢劫、持械抢劫拒捕者，民警可以依法当场击毙”，通告已经印发，即将在荆州市广为张贴；8月底，海口市龙华区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龙华公安机关将采取严厉措施，对实施抢劫后拒捕、逃跑的，依法使用武器，必要时果断开枪将其击毙”。其后，区政府前道路两旁挂上了数十条横幅，其中就有“抢劫拒捕当场击毙”……

　　令人生疑的是，当宣扬“当场击毙”的公安机关被追问有无法律依据时，有关公安机关无不抬出了《人民警察法》第十条。该条款的具体规定是：“遇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武器。”据此可以认定，警察开枪，只是在紧急情况下不得不采用的手段，犯罪嫌疑人被击毙，只是警察开枪可能出现的后果，决非必然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