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伟在北京没有固定的工作，也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但一直忙忙碌碌的。这些年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起草拟定了《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并先后征得了上千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联署签名，其中10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将此建设作为议案，已递交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并于4月1日起实施。其中明确规定了司法解释立项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或者其他审判部门可以建议立项制定司法解释；二是下级人民法院可以建议制定司法解释；三是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组织和公民个人也可以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建议立项司法解释。

 　　4月2日，公民熊伟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就村委会成员被非法撤换、停职、诫免等能否提起行政诉讼作出司法解释，将村委会成员被上级政府及有关人员非法撤换、停职、诫免等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维护村民的自治权利，推动新农村建设。由此，熊伟成为公民个人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建议立项司法解释的第一人。

　　1994年熊伟还是湖北荆门热电厂一名普通工人时，便写下了一份洋洋万言的建议书《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位湖北荆门大学政史专业90级的毕业生，“作为一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在建议书里提出了20多条建议，包括“修改刑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建议中纪委在全国设立办事处”、“发起‘少年足球工程’”、“三峡工程要防止恐怖活动威胁”等等。这份建议书他一共寄了5次，最后一次收到了来自国家信访局的一封回信，信中说，有关建议已经转到相关部门办理。

　　2002年，熊伟从湖北来到北京，住进了圆明园福缘门附近一间10平方米、月租400多元的出租屋内。这是一片低矮杂乱的红砖平房区，沿着狭长的巷子走进去，他的出租屋紧邻着一个杂货铺、一间小饭馆和一家成人用品商店。走进室内，三面墙全是高高竖起的书柜，有一面还多加了一排，大约有数千册图书。客厅里只有一个沙发，而随处可见的是一摞摞厚厚的稿纸。

　　除了读书思考和外出活动，熊伟平时在公共澡堂洗澡，到屋外四五十米处上公共厕所。他平常的饭菜，是用电饭煲做一锅蛋花汤，存在冰箱里，每到吃饭时便盛出一碗，用微波炉热好，再花1元钱买四个馒头就着汤吃。个人生活质量比起当工人的时候不仅没有多大提高，甚至还可以说降低了。　　

后半辈子奉献给中国农民

　　熊伟关注村民选举问题，是从2001年开始的，那年五一长假期间，他作为《湖北经济报》的记者去湖北潜江市董滩村见证了一次村委会的选举。

　　这个村子近4000村民，参加选举的却不到200人，绝大多数选民未经委托就被人擅自做主代为投票。为达到选举的公正，董滩村农民不断到各级政府反映有关情况，最后，当地政府决定撤销非法产生的村委会，重新选举村委会。熊伟赶到的时候，村民们正在投票，并兴奋地放起了鞭炮。一千多村民聚集在选举会场，行使着他们的权利。一个老农激动地说：这是我们董滩村的第二次土改。望着村民们激昂期待的脸，熊伟被震撼了。这次董滩村之行，成为他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熊伟渐渐从记者的职业淡出，开始有意识地学习有关村民自治的法律，研究村委会选举。

　　2002年6月，熊伟在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前黄村又见证了另一场选举风波。选举大会没有当众清点、公布选票数量，投票结束后，也没有当场当众销毁剩余选票或剪角作废。村民们怀疑有人暗箱操作，甚至暗中操纵选举。当有村民从选票印制点得知印制的选票数量远远超过选民人数时，数百名村民团团围住了镇人大工作人员，双方冲突了21个小时，事态才告平息。